夏氏兄弟在信中談論各自的生活，亦發(fā)表對文藝和時事的看法。讀者既可從這套書信集中看到現代知識分子個人生活與大歷史共振的一段側影，也能看到二人后來形之于著作的文學觀念的形成過程。

夏志清、夏濟安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巨擘，《中國現代小說史》《黑暗的閘門》等著作，給研究界帶來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五卷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通 信 時 間跨 越 近 二 十 年（1947-1965），夏氏兄弟在信中談論各自的生活，亦發(fā)表對文藝和時事的看法。書信具別樣的紀實性，能夠拉近讀者與寫信者的距離，這一點似乎甚于一般傳記性作品。因此，讀者既可從這套書信集中看到現代知識分子個人生活與大歷史共振的一段側影，也能看到二人后來形之于著作的文學觀念的形成過程，當然也可增進對夏氏兄弟個性的了解。大體上，夏志清信中談論學術較多，夏濟安則花了更多篇幅談他自己的生活。讀完五卷本，梳理思緒，我尤為感興趣的是相對不那么為讀者熟悉的夏濟安其人其文，茲述一二感想。

夏氏兄弟的文藝觀念、品味及背后立場都非常相近，不過一涉及具體文學作品，他們的看法還是有些許不同。夏濟安總體似對明清以來的小說有較濃厚興趣，前后議及不少作品。他認為《歇浦潮》《海上繁華夢》《上海春秋》等晚清“黑幕小說”缺點明顯，即作 者 往 往 感 應 到了時 代的“變”，而不知何以“變”；優(yōu)點則是較為詳盡地展現了晚清社會的mores（風俗）。不過，對《儒林外史》《西游記》《金瓶梅》，夏濟安均不大以為然，說“大致真正喜歡小說的人，都不會 喜歡《儒林外史》”，認為其“文章太壞”，而“《金瓶梅》亦然”。另外，他還不滿于《西游記》情節(jié)的啰嗦重復，批評《水滸傳》內容貧乏……他獨獨欣賞《海上花列傳》有不少“苦心孤詣之處”，認為這部著作超過《儒林外史》和《金瓶梅》。夏志清則對其兄的貶低《金瓶梅》很不認同，寫信回復：“你《金瓶梅》看不下去，不知你看了多少。但讀了譯本，我覺得《金瓶梅》是和《紅樓夢》可相比的書。”也肯定《西游記》的成就：“不能不佩服吳承恩是努力而有天才寫小說的人。最后阿儺迦葉這一段是虧他想得出的。”夏志清雖承認《儒林外史》結構上的缺陷，但也能看出其優(yōu)點，即在于作品的白話“prose”比別的小說高明，“如第二章鄉(xiāng)村人討論燈會，把申詳甫、夏總申、周進等人一個個介紹出來，沒有廢筆……”等等議論都可見兄弟二人見解的不一致處。

這些觀點分歧處或很能說明夏氏兄弟不同的治學特點。夏志清的眼光可能要更為全面，既注重整體評價，也不放過細部；也能夠將局限性置于具體寫作環(huán)境中去考量，勾連比較，較有文學史家眼光。1953年時，夏志清已對沈從文的小說有一整體性的考察與評價，佩服沈的智慧、謙遜與不斷進展的技巧，對彼時湮沒無聞的廢名、師陀等人的作品都給予了肯定性評價。這些評價如今已有公論，不過若考慮到夏志清評論的當時，并無充分的文獻和同行評價可參考，就得承認他卓越的審美判斷力。相較而言，夏濟安有時顯得較片面，他的眼光當然亦很毒辣，但有時似乎有較多情緒性、主觀性的成分，這導致他對具體作品有時抓住一點而不及其余。好處是，他發(fā)展出了一種片面的深刻，其程度有時又為夏志清所不及。如談論京派與海派，一般研究者很容易注意到京、海派的不同，夏濟安除此則還看到京、海派都有一種纖巧柔弱作風，都比較“personal”，指出“他們的personal還只是在aesthetic的一方面，不是moral的一方面”，認為中國近代缺乏一種“不以society為中心，而以individual為中心的morally serious的文學”，而以“individual”為中心，也可以“impersonal”。這些見解都相當精彩，一方面追求道德之嚴肅，另一方面又強調時時處處出之以個體、個性的眼光，無怪他自稱文風受魯迅影響大，日后寫出那樣精彩的魯迅研究文字。

說到夏濟安的魯迅研究，自然要提及《黑暗的閘門》。夏濟安是一自由主義者，這部書的立場自然也是如此。不過夏濟安的語調總體比夏志清的更平和，也更富于對人性的理解。他深入文本與文獻，采用文化批評的方式，考察梳理了20世紀上半頁被時代洶洶主潮裹挾向前的數條小溪流，涉及到當時部分進步作家在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兩難，刻繪出令人信服的文學與政治的辯證。尤其是寫魯迅的兩篇，《魯迅與左聯的解散》以嚴謹的材料考證，配合以細膩深入的心理分析，對魯迅生命最后幾年經歷的人事糾葛、思想困境作了絲絲入扣的揣度與證明；《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則從文本入手，證明魯迅作品中的陰郁意象不僅象征著舊的文化傳統(tǒng)，亦是其心靈“黑暗面”的寫照；尤其前一篇，大量使用了亨利·詹姆斯式的心理分析手法，且表現出同樣文雅的尖刻與冷靜的犀利。想起夏濟安在寫給其弟的信里曾提及過亨利·詹姆斯小說里的人物，也曾盛贊《西游記》為中國潛意識小說的代表作，他早年也曾嘗試過小說創(chuàng)作……將心理分析運用于文學研究，或是得自這些方面的影響。

不過夏濟安令人心折的論述也偶有使人困惑之處。面對魯迅，夏濟安流露出很深的惋惜之意——他認為魯迅本可以運用他的天才去創(chuàng)造更大的文學象征，但他竟如此浪擲了自己的天分，只為了一時意氣寫出那些很快過時的、零碎的雜文。從文藝創(chuàng)造的角度，夏濟安的看法很有道理，這本來也不是獨家見解（比如梁實秋也說過魯迅“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云云）。然而，夏濟安似乎也無力理解魯迅何以如此，他專注于淋漓地從“內部”擊破“幻象”，將魯迅與某些青年左翼作家的交往看作是一幕幕凄涼的、充滿諷刺性的荒誕劇。從一些歷史文獻，從魯迅的作品中，當然能夠讀出魯迅的種種憤怒與失望。不過，他是否懊悔自己“天才的浪擲”，是很難講的。魯迅所在意的很可能并非是自己天才價值的實現（夏濟安也提及“魯迅原本無心寫作”），而是直到生命盡頭都念茲在茲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一個需要以全部生命投入其中的現實世界。在這一點上，反倒是最終與魯迅疏遠、殊途的林語堂有幾句知人之言：“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zhàn)士。”“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一些日本學者如溝口雄三、竹內好對此也有較深理解。一個人的學術寫作不是孤立存在的精神產品，聯系書信中夏濟安寫下的種種思緒感想，以及他的另一部私我色彩極強的《夏濟安日記》，或能看出他的學術研究與生命性情之間的顯見關聯。

《夏濟安日記》記錄的是作者的一段單戀，彼時夏濟安為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教師，對方則是所教班上的女學生。作者寫時當然不會知道日記會公之于眾，故帶有完全的隱私性質。日記從頭至尾十分糾結，夏濟安不僅就對方心意進行了長時間的揣度，亦不斷自我分析，字里行間寫滿悸動、壓抑、悲觀與執(zhí)著。當中理性與感性反復消長，無論是情感之熱烈，亦或理性之清澈，都是十足的心理/人性標本。張愛玲讀了這部日記后直呼“很震動”“對人性若有所悟”（見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這部日記在某種程度上仿佛作者一生情感經驗的高度濃縮——五卷本書信集中，只有第三卷里夏濟安較少談論情感之事，余四卷談及自己若干次單戀，仿佛不斷重復日記中那種患得患失、忖己度人的過程。像西西弗斯無法擺脫命運的徒勞，夏濟安不斷投入“單戀-忖度-悲觀-執(zhí)著-破滅”的過程也與之仿佛。

在日記中，夏濟安寫過：“我的頂大的毛病，還是narcissism（自戀）”。在信中，夏濟安亦對其弟坦白自己的某段心緒：“我橫分析豎分析的，把愛情已經分析走了”。自戀者大抵有較盛的言說、分析自我的沖動，看看兄弟二人書信往返的比例也能看出來：夏志清一貫情緒穩(wěn)定，即便遇上人生變故，下筆也相當自持（如談及第一個孩子樹仁的病歿），信的數量相對較少，篇幅也基本較短，談的多是學術圈中事與研究心得；夏濟安寫信極多，往往揮灑數頁，話題基本圍繞自己的感受與心情。夏濟安生命最后一年，在先后經歷了對女孩B、Anna的無果單戀后，他似又對另一位女孩R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他在R的生日那天送上禮物并一封文雅至極的英文信，聲稱跟對方的這份友誼是基于彼此親密而深刻的理解云云……結果是，R退回了生 日 禮物，拒絕承認這封信的“spirit”。夏志清直言哥哥不該單方面正式“affirm”一種比男女私情還更進一層的“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關系，這不禁使人想起在《夏濟安日記》中，夏濟安也曾給意中人寫信，而對方與其大吵一架的事情。我們無法揣度信的內容，只是，是否也因為那種單方面的“斷言”而冒犯了對方呢？

在夏濟安的文字中，強烈的自我意識與古典的縝密優(yōu)雅交相輝映，內容無論是面向讀者或是面向自我，都閃爍著一種理想主義的光芒。他在每一段單戀中長篇累牘的自我分析，跟他在《黑暗的閘門》中對作家心理的揣度（雖有材料佐證，揣度畢竟是揣度），看起來毫不相干，但正是這種理想主義個性的不同表現而已。只是，他之如亨利·詹姆斯一樣擅長人性與心理的分析，其中同樣暗含著一種古典的信心（或說是一種上帝視角）：“人，是可以被百分之百了解的。”然而，真的如此嗎？ 其弟夏志清只以“confirm”一詞就輕巧揭開了其中的漏洞——無論愛情、學術，或推而至廣闊人生的其他方面，盡管我們步步謹慎地使用“材料”，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抽絲剝繭……一旦涉足人性與人心的廣袤幽深之地，誰也無法保證勝券在握。這或也是語言、敘事本身的限度所在，豈能無怵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