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的技巧，在于他把哪一個時間選定為現在，由此開始敘述過去。”這當然不會僅僅是一個寫作技巧的問題，其中還包含著小說家作為時空創造者的權力及其背后的倫理與秩序指向。將自己明確界定為“現實作家”的李宏偉曾為我們貢獻了《國王與抒情詩》《暗經驗》等一系列有關未來與現實可能性的創作，在此我想借用其中的“現實顧問”這一稱謂來描述作者的姿態——他介乎參與和疏離之間，其使命也許只是提供某種參照，選擇或決斷的權利只能在“服務對象”手中。但讓人為難的是，這個顧問并非天外來客或“月球隱士”，他與他的顧客往往面臨著相同的境遇和認知與思維的局限。而在李宏偉的新作《引路人》中，顧問淡出，選擇擺在面前。

《引路人》由《月相沉積》《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和《月球隱士》構成，曾先后刊發。但《引路人》顯然不是一部小說集，那么其中的秩序又意味著什么？《月相沉積》在故事層面顯得更加宏闊和復雜，“豐裕社會”的團契成員司徒綠首次接受組織的專項命令赴“匱乏社會”實施刺殺。小說情節跌宕起伏，時間的演進、社會結構的分割、性別的對立，那些帶著使命或無意間穿插進來的人和事以及隨著司徒綠一步步接近目標而日益增長的困惑、疑慮與覺醒，幾乎從方方面面呈現了“新文明時期”的基本樣貌。《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是“豐裕社會”實習生的實習報告、裁決和批復，它顯示著“豐裕社會”內部的身份、等級及其運行規則。而《月球隱士》則是提取了潛伏于前兩部作品中的兩個故事。如果將《月相沉積》視為某種基于現實生活的經驗，便可以把《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當作相對純粹的敘述，《月球隱士》則成了想象與重構。整部小說在內容上逐步收緊，這似乎也就意味著它需要在內容之外次第膨脹。兩個層面此消彼長的變化在某種嚴格意義上不一定能夠被視為一部小說的結構，卻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最直接的動機——它要將人們引向何處，又在為什么難以割舍或至關重要的東西騰出空間？

在陳聿飛和小允的陪伴下，司徒綠由“豐裕社會”前往“西線”，所謂任務最終被明確只不過是一次別有用意的安排。任務可以被計劃，而且司徒綠似乎也遵循這計劃長途跋涉完成了對“豐裕社會”乃至“新文明時期”的概覽。但棋子般的司徒綠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那些突如其來的沖撞和阻攔，那為常人“見識不到”的東一區、橋洞里的女人和死湖船上圍坐的枯骨以及西線自由日的狂歡與東二十五區地震過后孩子吃到巧克力時臉上的喜悅，是否也是計劃的產物？從小說提供的種種跡象以及陳聿飛與小允加入后三人之間萌生出的微妙情感，似乎證實著計劃的局限，畢竟“每個人都是有力量的顆粒，每一個顆粒都蘊含著變異”。在此，是否可以將司徒綠的整個任務視為被計劃地去面對某些無法計劃的偶然？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到底誰是“引路人”？又是誰身處不確定的迷霧推動自己走向了一個被計劃好的目的地？事實上，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或者說李宏偉在此并不急于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盡管在這一部分的結尾，掌握著絕對權力的會長試圖以“使者計劃”來實現對“運算”或“計劃”的背叛，盡管司徒綠也似乎完成了某種蛻變，“我必須成為自己的使者”，但這只是故事層面的一廂情愿，是李宏偉給予司徒綠艱難旅程的一個必要交待。對整部《引路人》來說，這只是一個開始。

年輕的實習生們在“匱乏社會”監視江教授，小說的第二部分便是其報告、裁決和最終批復。所謂監視，“不如說我們的生活就是咀嚼匱乏社會的本質——枯燥乏味”。實習生們終究沒能敵過這枯燥乏味，走向了“匱乏社會”深處。報告者不僅突破了《實習手冊》不可接觸監視對象的禁令，而且在監視對象的引領下，進入到“匱乏社會”最隱秘的區域，見識了“匱乏社會”的“內部潰爛”。然而《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卻并非一則個人英雄主義的傳奇，相反，一切都在“文明延續協會”的計劃之中：“江教授做此安排，是因為匱乏社會發生了巨大變故，這一變故不僅威脅匱乏社會的根基，還能影響豐裕社會的發展乃至存在。因此，他安排這一事件旨在借助趙一的報告向協會傳遞信息。”顯而易見，實習生趙一對江教授的監視亦是一次“使者計劃”，這與司徒綠的西線歷程如出一轍。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報告最終批復時的簽名，“東方文明延續協會會長：江振華教授”。小說到這里才完全打開：在會長江振華的有意安排下，實習生趙一完成了使者的使命，而初次執行任務的司徒綠則在會長趙一的計劃里成為了另一個使者。然而，指導員曾在趙一的報告里批注“自鳴得意”，那么司徒綠是否只是自以為能夠“成為自己的使者”？或許事情來的并沒有這么絕決，在江振華的最后批復中，“俟趙一年滿三十五歲，流放至匱乏社會”，“匱乏社會內部危機，執行B方案予以清理”——如果一切盡在掌握，“使者計劃”何故重新上演？而會長趙一所面對的“行者計劃”，是否又會與江振華時代的B方案有著相似的結局？被監視的“江教授”與會長“江振華”，實習生“趙一”與會長“趙一”，在此并不完全是文字游戲，這里固然包含李宏偉敘述上的心機，它是語言和敘述的可疑，是某個確定的符號給人帶來的幾乎無須辨析的信任及其本身的空洞與荒誕。但在這些形式上的思辨之外，故事所承載的倫理與價值選擇也是無論如何都沒法略過的一部分。

小說最后交替講述了月球隱士與趙一平的故事。在末獸橫行的地球，月球隱士違背了“自我要求”——“只是旁觀，除非發生影響這顆星球存亡的事，或者導致其可能性迅速枯竭，他絕不插手，更不采用某個具體的群落或者某種抽象力量的立場”——將一個男孩帶往月球，如同保護一顆種子。事實上，月球隱士的“自我要求”在此之前也曾動搖，“如果我初次來到地球，就主動介入，施行管理……”無論是什么原因讓月球隱士發生了改變，他最終的選擇都近乎小說之前“行者計劃”的投影。與之穿插進行的趙一平的故事，以一種自我放逐的方式來維護著一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李宏偉沒有讓這種選擇如月球隱士的故事那般有著寓言式的抽象與懸浮，而是以讓一個孩子眼中“最干凈的叔叔”在“新文明時代”細碎黏稠的生活細節里平靜地與“豐裕社會”及其法則告別。兩則故事交錯并置，仿佛構成了《引路人》最終給出的選擇題。但是，那個看著叔叔遠去并更名“趙一”的孩子與小說前兩部分的勾連在形式上和情節上其實為《引路人》不斷糾纏的選擇給出了答案。當然，意識中的選擇終究易于做出，它更接近于小說里的“運算”或“計劃”。但當小說指涉的難題切實地擺在我們面前，便會讓人深感選擇之難。選擇的局限不僅在于選項本身，更來自催生某種選擇的土壤，它先天地規避了某些必要的選項，并使之處于猶如司徒綠所經歷的被計劃的選擇之中。我想，這便是李宏偉在小說不斷收緊與明晰的選擇之外膨脹、衍生出的附加題——是的，你不得不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