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文藝界的一些不良現象乃至亂象，最近常常想起魯迅的言論。

1935年5月，魯迅在《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題為《“文人相輕”》的雜文，對文藝界混淆是非、不辨黑白的現象進行犀利批評，在文末提出，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

我以為，魯迅提出的這兩條是做好文藝批評必須守住的底線原則。

首先，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文藝是與人心有關的事業，尤其需要是非心，容不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容不得和稀泥，更容不得指鹿為馬、以丑為美。我們的文藝界之所以出現一些亂象，原因很多，比如資本的操控——我們千萬不要忽視資本強大的操控力，但與我們的文藝評論也有一定關系。那些糟糕的作品之所以到處傳播，產生不良影響，離不開我們的一些評論者吹喇叭、抬轎子，而這些評論者之所以這么做，是出于種種原因，放棄了是非標準、價值判斷。而放棄了是非標準、價值判斷，就等于放棄了文藝批評的底線原則。這種突破了底線原則的文藝評論，對文藝的嚴重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熱烈的好惡。這講的是態度問題。用魯迅在另一篇雜文中的話來講就是，“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并非回避，只是唱著所是，頌著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的抱緊了巨人安太烏斯一樣，是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想一想魯迅的話，我們真應該覺得汗顏。我們的評論者是太“隨和”了，我們海量的評論文章中有“熱烈的好惡”的文字太少了。我們不僅很少對自己所是、所愛的作品發出熱烈的贊美，更極少對自己所非、所憎的文字發出理性而又毫不妥協的反對與批評。在這個方面，魯迅還是我們的楷模，他的雜文就是為了表達“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的，正因為如此，他的雜文才是“戰斗的文學”，才產生了“行動的美學”，我們才能在里面體味到人間的至愛和至恨，體驗到火的熱烈，冰的寒冷，自然也經常體驗到春風一般的溫暖。還是以“文人相輕”這個話題為例，在一般人看來，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魯迅為此卻斷斷續續寫了“七論”，一定要把道理講清楚。沒有“熱烈的好惡”，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這很值得我們學習。

再次，做文藝批評一定要有科學的方法。關于這個問題，魯迅也有明白的說法。他在《我們要批評家》中強調，為了推動左翼文藝發展，需要“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魯迅所說的“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現在批評理論很多、方法很多，這些理論、方法如果運用得當，都有益于文藝發展。但在我看來，要想推動中國當前文藝健康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將文藝置于社會整體結構中觀察，因而最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不僅能夠對文藝作品做出美學價值判斷，也能夠對文藝作品做出社會價值判斷。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引用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中一點點兒的金子“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成為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的詩句來分析貨幣的力量，指出貨幣的力量有多大，貨幣占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貨幣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而“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如果在這樣的理論視野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一些頂流藝人身上閃爍的不過是資本的光芒，或者說，使這些人成為頂流的，是資本的力量。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文藝批評就不至于過于膚淺，甚至能夠追根溯源，挖出這些看似閃亮的形象下面藏著的小，乃至丑與惡來，使受眾不上當受騙，或者盡量少上當受騙，也為文藝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明確的是非、熱烈的好惡、科學的方法，是統一的有機體。如果沒有明確的是非，就難有熱烈的好惡；沒有熱烈的好惡，就很難堅持明確的是非；明確的是非、熱烈的好惡更需要科學的方法熔煉、提升。

相信只要我們持之以恒地學習、發揚魯迅的批評精神，我們的文藝批評一定會好起來，形成良好的風氣，那我們的文藝也會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