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漢語的諸多表述之中，“文學”業(yè)已成為自明的概念。根據(jù)現(xiàn)代知識體系分類，文學構成了相對于哲學、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門類的一個獨立學科。眾多歷史資料證明，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認定與通行僅為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很大程度上，現(xiàn)代文學概念來自復雜的理論運作，這是文學參與現(xiàn)代性與中國現(xiàn)代化社會建構的自覺行動。

古代典籍的考證表明，“文學”一詞始見于《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古代漢語中的“文學”泛指種種博雜的人文知識。盡管詩、詞、文、賦、傳奇、雜劇、小說等眾多文類濟濟一堂，但是，一個概括性的總稱遲遲未曾誕生，“文學”進入現(xiàn)代漢語經歷了多種觀念的交匯、沖突、磨合，文學概念的定型與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遙相呼應。

20世紀30年代前后，人們對于“新文學”的認識已經接近現(xiàn)今的標準含義。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如此定義文學：“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作為現(xiàn)代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定型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理論建構。

首先，不同知識體系的對接。日本學者將古代漢語“文學”與英語literature互譯，這對于現(xiàn)代文學概念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學”與literature的互譯并非簡單的詞匯配對，同時考慮到相稱的歷史背景。這個時期的現(xiàn)代漢語之所以需要一個與literature相仿的概念作為眾多文類的總稱，知識體系的銜接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化的登陸不僅輸入了大量的新詞，同時還展示了異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知識體系。經史子集是傳統(tǒng)文化沿用的知識分類方式，西方文化中的現(xiàn)代社會科學則按照經濟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門類分科。現(xiàn)代性同時制造了眾多知識體系相互遭遇的歷史情勢，西方知識體系的權威很大程度上依賴大學教育的聲援。晚清以來，我們對西方知識體系的接受時常與西式教育制度的引入聯(lián)系在一起，經過反復的爭論，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設置設立了“文學”科目。傳統(tǒng)的“辭章之學”聚焦于遣詞造句的文法修辭，現(xiàn)代文學的虛構、想象則是一種與理性、分析、實證相對的認知模式，盡管“辭章之學”從未被排除于文學之外。教育制度的移植是促成不同知識體系“聯(lián)姻”的重要原因。

其次，經世致用的思想。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學獨立的重要前提是擺脫經學的轄制。《奏定學堂章程》放棄了“尊經”的思想而允許“文學”作為八門主科之一，這是“文學”贏得學術主角待遇的標志。然而，文學并未因此放棄經世致用、移風易俗與道德教化的功能。“文學為人生”的觀點以及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主張時常被視為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是文學之所以與經濟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量齊觀的理由。

再次，語言問題。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華美的言辭常心存戒備，追求言辭的華美如同舍本逐末，誘惑人們沉溺于遣詞造句而拋開了高遠的思想境界。五四新文學運動提倡的白話文來自迥然不同的現(xiàn)代理念：啟蒙民智。白話文極大地拓展了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涵義，許多傳統(tǒng)的大型敘事文類因此被正式納入文學的范疇。

最后，敘事文類進入文學視野的中心。古代士大夫縱論天下，吟詩作賦，對于流行于村夫野老之中的小說不屑一顧。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撰寫第一本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小說與戲曲仍然是被拒之門外的對象，敘事文類成功進入文學史是在魯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學作家崛起之后。

現(xiàn)代文學概念是多種知識體系與文化傳統(tǒng)的重組。然而，娛樂主題遭到了理論建構的壓抑。作為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基本內容，文學使人“得到愉快”指的是文學的審美愉悅。晚清以來，眾多知識分子形成的一個共識是：審美愉悅承擔了國民教育的政治功能，這種觀念是當時啟蒙文化的組成部分。然而，審美愉悅混雜了多種相異的特質，產生了大量的娛樂效應。敘事文類的興盛與世俗精神聯(lián)袂而來，從逗樂、刺激、驚險、黑幕到宮闈秘事、豪門八卦、武俠偵探、明星艷情，娛樂主題擁有廣闊的市場。相對于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啟蒙、改造國民性而言，娛樂曾經是一個負面主題，多次遭受現(xiàn)代作家的譴責。

然而，文學發(fā)展史證明，娛樂時常成為大眾與文學的聯(lián)系中介。許多作品流行于民間的重要原因正是娛樂。洶涌的革命洪流和持久的戰(zhàn)爭改寫了歷史面貌，娛樂一度喪失了存身的空間，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化空間的“軟化”是娛樂主題破土而出的重要原因，娛樂主題與商業(yè)的結合造就了新型的文化生產模式，文化作為一種商品大規(guī)模登場，現(xiàn)代性、市場經濟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系不可避免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娛樂到底屏蔽了什么，同時又敞開了什么？“白日夢”的心理結構是對“文本快感”的基本解釋。所謂的“白日夢”并非個人的隱秘幻象，而是包含了群體的期待，我們可以清晰地察覺：娛樂主題的通常模式依賴哪些基本的社會學預設，又對于哪些前提視而不見，借助作品的故事軀殼，群體的期待獲得了象征性實現(xiàn)。經濟層面上，文化商品的投資和利潤很大程度上圍繞傳媒展開，傳播文化史證明，娛樂與傳媒始終共生共榮。符號生產與娛樂主題互惠互利，傳媒的經濟效益得到了不可思議的擴張，并且滲入到作品價值評判指標。

從“白日夢”帶動的審美愉悅、傳媒與市場的互動到經濟效益控制的評判體系，現(xiàn)代文學不得不正視這些因素。種種動向表明，現(xiàn)代文學概念一度忽略的問題始終堅硬地存在，因此，后續(xù)的理論修訂迫在眉睫。相對于現(xiàn)代文學概念遭遇的挑戰(zhàn)，我試圖聚焦四個問題。

第一，娛樂主題的位置。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是，文學的娛樂主題與經世致用的思想一樣古老——如果不是更為古老的話。如果說，現(xiàn)代文學概念是在啟蒙和“為人生”的期待之中隆重登場，那么，古老的娛樂主題同樣無法回避，繼而，理論該如何正視并評價娛樂的意義？

第二，經典與“雅/俗”。現(xiàn)代文學概念完成的同時，一份吻合概念涵義的經典名單很快擬定。相對于娛樂主題，這一份經典名單從屬于“雅文學”范疇。“雅/俗”并非固定不變的區(qū)分。文學史顯示，古代許多“通俗”出身的作品最終成為經典，例如《詩經》中的國風，或西方的《荷馬史詩》。現(xiàn)代文學概念如何在“雅/俗”以及一系列相關因素之間確定自己的文學經典？

第三，大眾的構成。大眾具有兩副面孔：作為階級主體的大眾與作為欲望主體的大眾。革命年代中，當階級對立持續(xù)累積升溫，革命如同決堤的洪水洶涌而至的時候，大眾表現(xiàn)出強烈的階級特征；日常生活中，大眾更多地表現(xiàn)為欲望主體和消費主體。這時，娛樂主題恰如其分地接納與孵化了欲望。如果大量讀者沉溺于欲望乃至模糊了欲望的幻象與現(xiàn)實構造的界限，現(xiàn)代文學的概念是否有破除迷幻的責任？

第四，商業(yè)、市場、傳媒體系與文學。由于現(xiàn)代社會發(fā)達的傳媒體系以及強大的市場運作，文學顯現(xiàn)出愈來愈清晰的商品性質。如同普通商品，其消費者的數(shù)量代表了利潤。從票房、銷量到流量，這種反饋正在對文學產生愈來愈大的壓力，現(xiàn)代文學概念如何正視和評價這種現(xiàn)象，值得深思。

娛樂、經典、大眾、商品四個問題相互聯(lián)系、糾纏、呼應。介入這些問題，開啟多維的對話與爭論，這不僅可以擴充現(xiàn)代文學概念的涵義，而且能夠以主動的姿態(tài)回應現(xiàn)代社會制造的種種歷史境遇。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