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創新積累了更加豐富的經驗，如何使其在理論上得以消化并升華，就構成我們的任務。作為一個自為的過程，這種實踐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當代的鮮活形態。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中，我們面臨的則是如何從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實踐，以“反芻”和“消化”新的歷史經驗。這種思考的結果，既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也表征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更加成熟的形態。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內在地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和接受史所展現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不斷地向未來敞開的過程。隨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深入和拓展，必將在更本質的層面上觸及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融合與會通。能動地建構這種“結合”的新形態，開辟它的新境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21世紀所面臨的實踐任務和理論任務。

首先，進一步增強文化上的自我意識，深入發掘本土文化資源，乃是開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新境界的重要前提。

晚清以降，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東西方兩大文明的相遇，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始了文化自覺，因為這種相遇為文化自覺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黑格爾說：“熟知并非真知。”我們作為炎黃子孫雖然都分享了自己的傳統，但對它未必有一種清醒的自覺。文化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其自覺需要借助一面“鏡子”折射自我的形象。在解釋學的意義上，傳統并不是過去式的，而是現在時的，它就“活”在我們持續的闡釋和解讀行為中。在此意義上，它永遠是作為向未來敞開著的可能性，從而不會有一個終結。在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刺激下，我們開啟了文化自覺的歷程。在現代性語境中，往往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的一面關注較多，于是有五四時代“全盤西化”論的提出，以至于陷入文化自卑情結。經過一代代仁人志士艱苦卓絕的抗爭和奮斗，中華民族逐步擺脫被客體化的命運，由賓格的角色轉換為主格的角色，現正走向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目標。我們在文化心態上實現了由自卑向自信的轉變。這種文化自信，使我們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更多地看到積極的因子和優秀成分。

這就要求我們對傳統文化資源加以再認識，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發掘和梳理，以便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提供充分的前提。否則的話，我們究竟拿什么去“結合”呢？傳統文化需要依據新的期待視野不斷地去解讀和闡釋，其意義空間也是開放的。把傳統的東西從“文化無意識”狀態“喚醒”，自覺地意識到并把握住中國文化意義上的“自我”，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項需要在新的歷史語境中不斷進行的工作。這個過程，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深化并建構起新的歷史形態的過程。從內在理路上說，中國具體實際已經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了。因為所謂“中國具體實際”，不僅包括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也包括更深層的文化條件。那么，我們今天何以格外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命題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覺訴求，取決于中華民族世界性和世紀性的主體地位的自覺確立。

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自覺地融入中國文化元素，使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具有更鮮明的民族形式。只有體現“中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當然，強調中國性絕不是一個消極的防御性口號，而是凸顯中國文化自主地位的內在要求。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同時，這也是防止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客觀需要。從歷史上看，凡是無視中國國情和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都難以避免教條主義之虞。

其次，不斷總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經驗，使這種結合達到更加自覺的程度。

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呈現的激進的反傳統姿態，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因為要推動中國社會由傳統形態向現代社會轉型，就必須揚棄傳統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就意味著告別傳統。而且，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不僅意味著新舊之別，而且意味著中西之異，由此注定了當時的激進取向。離開這一背景，就不可能為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騰出”地盤。

然而，當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并通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變成一種“實踐能力的明證”之后，中國特色、中國國情的重要性就格外地凸顯出來了。按照唯物史觀，物質—技術層面的生產力是無所謂民族性的。區分民族性的最根本標志集中體現在狹義文化的層面。中國特色、中國國情，取決于傳統文化的深度塑造。毛澤東當年就反對那種“言必稱希臘”的傾向，強調“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尋求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這種努力鮮明地體現在毛澤東本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敘事所作的探索中，如他的哲學著作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闡釋，同時也是用中國式語言所作的敘述，其中融入了大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成分和因子，如“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知行合一”等。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只有獲得中國的“民族形式”，才能真正扎根、發芽、開花和結果，成功地實現自身的應用和發展；否則，就無法變成毛澤東所說的那種“活的馬克思主義”。脫離了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不能獲得“民族形式”，就只能淪為毛澤東所批評的那種“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曰“死的馬克思主義”。從歷史上看，這種馬克思主義曾使中國革命和建設付出過沉重的歷史代價。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還有一個如何實現由自發向自覺轉變的問題。從歷史上看，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客觀上已經隱含著這種結合了。但它還需要我們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反思層面上使其達到自覺意識的高度。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唯其如此，才能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當這種結合變成一個真正自覺的過程之后，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的新突破，從而使之進入新的境界。

再次，中華民族歷史主體性的確立這一新的歷史語境，要求我們更加主動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要素和因子融入馬克思主義，實現兩者的融合會通。

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21世紀的發展，就是在新的歷史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實現民族形式的再建構。這個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實現中國化的過程，又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過程。

對于一種文化，我們可以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視角加以審視。在本體論意義上，文化不是工具性的，它就是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此而言，它是無法被對象化的。在認識論意義上，文化能夠作為被我們認識和把握的對象，即作為與我們的存在適當剝離開來的客觀規定。前者稱作“文化傳統”，后者稱作“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完成時的，是可以被對象化的，文化傳統則是現在進行時的，是無法被對象化的。在本體論意義上，文化及其傳統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它不是封閉的，而是向未來敞開著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我們不能對文化持一種看待“古董”的態度，因為它始終是一個在人們的實際參與中不斷生成著的開放系統。換言之，它是活在當下中國人實際生活中的有生命的存在。

因此，我們必須在“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離開了文化的對象化視角，我們就無從在自覺意識的層面把握自己的傳統，也就無從革故鼎新、與時俱進；同樣地，離開了文化的非對象化視角，我們就找不到文化意義上的那個自我，無法給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又到何處去？”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前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得我們找到了一個對傳統文化加以甄別，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尺度和標準。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使得傳統文化不斷地“現代化”；就后者來說，我們對文化傳統的自覺把握，使得我們必須作為“中國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具體實際，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實現本土化，不斷獲得“民族形式”。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意味著兩者的雙重成就。

最后，立足于新的歷史實踐，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進一步結合，提供更加深刻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在共同應對未來挑戰、回答時代質詢的過程中，必將進一步實現彼此的融合會通，從而獲得“結合”的新形態。因為正是這種實踐需要和現實考量，構成它們實現“結合”的新的歷史契機和條件。在當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以工業文明為基本模式的發展路徑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內在局限性，生態危機和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呈現出現有發展模式的弊端。如何才能走出發展困境，使我們擺脫生存危機？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達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和解”的立場和方法，為當代人類恰當地選擇新的發展路徑提供了深刻啟示。同樣地，在實現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古老的智慧同樣有其豐富的資源，如“天人合一”和“以義制利”的理念，為優化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昭示了未來的可能性。

因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它首先是一個實踐問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創新積累了更加豐富的經驗，如何使其在理論上得以消化并升華，就構成我們的任務。作為一個自為的過程，這種實踐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當代的鮮活形態。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曾明確提出一個任務，即“在理論上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這個任務的完成，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朝向未來的。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中，我們面臨的則是如何從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實踐，以“反芻”和“消化”新的歷史經驗。這種思考的結果，既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也表征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更加成熟的形態。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的不斷創新，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供愈加深刻的現實基礎。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