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的記憶》英文版書影

《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 1987）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的處女作。小說以主人公哈桑·奧馬爾(Hassan Omar)的視角為讀者展現了東非沿海地區的奇異風貌，生動地講述了一個15歲男孩在20世紀60年代非洲轟轟烈烈的解殖運動中的曲折經歷和艱難成長的故事。整部小說以第一人稱圍繞著“離別”和“記憶”循環而述，文字細膩而質樸，充滿惆悵與無奈，卻不失信念、探索和追求。

一、故鄉桑給巴爾

1948年，古爾納出生在桑給巴爾島，這是位于東非大陸東海岸、印度洋西部的一座小島。桑給巴爾是波斯字音譯，“桑給”是黑人或黑色之意，“巴爾”是海岸或土地之意，桑給巴爾即黑人土地或黑人之國。如今桑給巴爾不僅指桑給巴爾島，還指桑給巴爾行政區，包括20多個小島嶼，是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一部分。桑給巴爾在歷史上就赫赫有名，其中“桑給帝國”之名最能體現其廣闊的影響范圍，東非沿岸各國都包括在其中，形成歷史悠久的國際商貿圈。桑給巴爾國（1856—1890）也曾是獨立的國家。

桑給巴爾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來就與世界發生著緊密的聯系，它絕不是一個閉塞孤立的小島。當我們試圖理解桑給巴爾對古爾納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它放在東非海岸和西印度洋的大范圍中去思考，它曾是印度洋貿易的中間站，是鄭和下西洋的所經之處，是阿曼帝國的首都。東非沿岸各國坦桑尼亞、肯尼亞、索馬里等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人類居住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6世紀，阿拉伯、波斯、印度、埃及、希臘、羅馬的商人，先后來到東非海岸，運來念珠、布匹、矛斧刀錐，運走香料、象牙、犀角、龜板、椰子油和奴隸。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崛起后不久，帝國內部發生爭執和分裂，失敗者為逃避戰禍和政治迫害，遷居東非沿海地區，與當地居民融合，在北部產生了索馬里阿拉伯文化，在南部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桑給巴爾屬于斯瓦希里文明。

10-15世紀，是東非海岸的“桑給帝國”時期。“桑給帝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在各城邦中長期居于霸主地位的是基爾瓦蘇丹國。975年，波斯人哈桑?阿里?伊本率七艘大船征服基爾瓦及其鄰近島嶼后建立了基爾瓦蘇丹國，并很快發展成東非海岸的貿易中心。到14世紀，索法拉、安格舍、莫桑比克、桑給巴爾、奔巴、蒙巴薩、馬林迪、基斯馬尤、摩加迪沙等城邦的蘇丹都變成了它的封臣。桑給帝國各城市國家普遍實行奴隸制。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殖民擴張，在桑給巴爾和奔巴兩島共統治了150年，最終被阿曼蘇丹趕出了東部非洲。19世紀西方列強瓜分非洲時，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都來爭奪東非土地，最終桑給巴爾成為英國的保護地（1890—1963）。

古爾納出生時，桑給巴爾還處于英國殖民統治中。1963年年底，桑給巴爾經過數次抗爭，終于宣告獨立，保留蘇丹王，由當時的執政黨——民族黨和桑奔人民黨組成政府，這是個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由少數阿拉伯裔統治多數非洲裔的政治結構。非洲設拉子黨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成為主要反對黨。設拉子人（Shirazi）是在桑給巴爾生活的本土人。歷史上，居住在桑給巴爾的人一直有民族間通婚的習俗，具有混血特性，信仰伊斯蘭教，講斯瓦希里語，并沒有嚴格的種族劃分。英國殖民者為統治需要以人種身份進行區分，包括對設拉子人的劃分。桑給巴爾種族類別下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

1964年1月12日，桑給巴爾革命爆發，非洲設拉子黨推翻了僅成立一個月的聯合政府，成立了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實行了高壓政策，蘇丹王族遭到鎮壓，土崩瓦解，反對黨人士也噤若寒蟬。1964年4月，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與尼雷爾領導下的坦噶尼喀簽署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10月改國名為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但是對處于社會底層的百姓來說，生活依然充滿艱辛、焦慮、恐怖和蓄意羞辱，沒有出路的生活讓古爾納在18歲時選擇離開桑給巴爾島。他在肯尼亞停留了一段時間，并于1968年以難民身份抵達英國。此后十余年，他都未曾再回過故土，直到1984年才在父親去世前不久回鄉見了最后一面。

小說《離別的記憶》以主人公哈桑對過往經歷的回憶展開。在哈桑身上，我們可以找到作者古爾納的影子。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哈桑和家人住在肯格（Kenge），一個貧窮的海港村莊。然而，他的童年充滿了暴力、羞辱和困惑。他的父親酗酒、暴虐、放蕩；母親一味地忍受著窮兇極惡的丈夫；比他大18個月的哥哥薩伊德（Said）從小調皮搗蛋，6歲多時被蠟燭引發的火災燒死。這些無一不使他感到絕望。高中畢業后的哈桑雖然成績優秀，但因為阿拉伯人的身份，始終沒有等來那場能決定他命運的考試結果。此時大妹妹扎基亞（Zakiya）為了逃避生活的苦難而濫交，小妹妹賽伊達（Saida）年幼，家境一貧如洗。在父母的支持下，他離開了家，去了肯尼亞內羅畢（Nairobi）的舅舅艾哈邁德（Ahmed）家。

二、逃離故鄉

同古爾納一樣，哈桑在動蕩之下選擇離開桑給巴爾。置身于阿拉伯裔與非洲裔種族沖突之間的少年哈桑，與古爾納同樣地格格不入。從哈桑的記憶中，讀者能夠感受到那份根植于他們心中的流散感。哈桑的離別并不單單局限于地理層面，還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與過往的告別。殖民主義在桑給巴爾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它束縛了個體乃至集體的追求。國家獨立雖然為這種追求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革命的動蕩再一次使這種希望破滅了。

少年的哈桑相貌英俊，但體質孱弱，自幼經常受人欺辱，甚至有個富家的大男孩暗戀他，給他錢。小說開篇是他15歲生日的早晨，因為家境貧寒，沒人給他過生日，他只吃了一片面包，就去上學了。少年哈桑生長于海邊，對于大海的感受有著超乎常人想象的細膩：

肯格離海很近，海的味道一直漂浮在空氣中。天氣悶熱的時候，鼻孔和耳朵邊緣都上會附上一層鹽。在柔和的早晨，一股海風吹來，讓人感到透心涼，新的一天便開始了。在過去的歲月里，奴隸販子走過這些街道。他們的腳趾感到露水的冰涼，他們的心因惡毒而黑暗。他們把排成一條條長隊的健壯之軀帶到這里，又把他們的戰利品像牲畜一樣趕向大海。

他無疑是依戀這片海的，海岸對于他來說如同避風港，是他的第二個“家”。但他也知道這片海并不完全的純凈，奴隸貿易就發生于這片海上。這段描寫雖未直接抒發哈桑對于故鄉的情感，但足以使我們感受到他的矛盾。

轉眼3年過去了，雖然國家獨立后父親在工程部工作，穿著也體面了，母親也和很多婦女一起參加社會活動，但是他們的家庭生活并沒有改善多少，父親依然找妓女、酗酒，夜不歸宿，還動輒毆打母親，而母親只是一味地隱忍，妹妹墮落，這一切使哈桑渴望離開故土。他成績優秀，想上大學，但是家里沒有錢供他上學。在政府高壓政策下，他找不到出人頭地的機會。作為一個混血，他既不是一個純粹的阿拉伯人，也不是一個完全的非洲人。種族之間的沖突使他的歸屬感無處安放。正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說：“扎根是人類靈魂最重要卻最沒有被認識到的需要。”那么離開的意義就更顯然了。他的故土無法給予他認同感和安全感，無法忍受這種可悲的“雙重身份”的哈桑離開了這片土地，去往內羅畢。這是小說“離別”的第一層含義：離開故鄉。

開始哈桑對離開故鄉，去看世界充滿了期待：

不過，除了一點點尊嚴，我也沒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大不了就是看起來愚蠢一些。而且若是能抓住這個機會，我就能去旅行，去看看這個世界，去呼吸不同的空氣，去感受自由。穿過沼澤，順著尼羅河而下，一直到亞歷山大。也許我的到來會讓富裕的舅舅感到羞愧，讓他為之前的疏忽慷慨解囊。我的睿智和正直一定會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他會因為拒絕這樣一個孜孜求學的典范而感到羞愧。在這一刻，我可以離開，可以奔跑，可以逃離那些令我窒息的狹窄巷子。

狹窄巷子代表了桑給巴爾。動蕩中的故土無法讓他依戀，他的心理活動表現出了對逃離的渴望。雖然他向往著內羅畢，向往著一個更大的世界，但他也同時擔心著自己會讓舅舅蒙羞。他的惴惴不安說明了他深知自己不屬于這個繁華的城市。他仍舊是一個流浪者。到達內羅畢后，哈桑驚訝于它的龐大、繁忙和冷漠。在這里，古爾納以一種局外人的觀察方式描寫內羅畢：

車站很大。有必要這么大嗎？出乎意料的是，我沒有驚慌。我出示了車票，沒有人問我問題，我就被允許通過了。天氣很熱，我感到索然無味，汗流浹背。我靠著那被玷污了的麝香來保持心安。我記得人群的擁擠、叫喊，還有各種各樣的制服。這會被浪漫的旅行者稱為生活的熱情。這無疑是非洲，舞蹈是生命節奏的一部分。我覺得人群既混亂又可怕。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地面，推搡無法抵抗的人流。我緊緊地抓著我的包，生怕它被別人搶走。

但移居地內羅畢同樣無法給予他認同感。這種格格不入在他心中無限放大，形成一種歸屬感的空洞。舅舅富足的家庭不僅能讓他酒足飯飽，還能享受現代生活的奢華。然而，隨著哈桑對舅舅越來越了解，美好生活的表象也很快被揭開，他看到了這個現代非洲城市中猖獗的腐敗和偽善。他本不打算留下來為舅舅工作，而他與表妹薩爾瑪（Salma）朦朧的愛情使他被趕出了這個家庭，他又不得不離開了內羅畢，回到故土，這是哈桑的第二次“離別”。哈桑落魄地回了家，在父親的幫助下，在澳大利亞人的航行于東非、南亞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愛麗絲號”船上找到了一份衛生員的工作。

三、思念故鄉

“離別”在小說中并不是機會主義的逃避，而是在絕望之下的離別，這對于哈桑來說似乎是一種暫時的解脫。然而事實證明，那讓他更思念故鄉。記憶在小說中不單單是過去與現在的聯結，而更像是一種對過去的再體驗。作者古爾納通過哈桑這個親歷者的回憶，給予讀者一種近乎切身的體驗感。這種再體驗將作者記憶中的桑給巴爾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內羅畢舅舅家，廚師的一個詞勾起哈桑對故鄉的思念：

波弗洛。這個詞使我想起了故鄉。漁民們清洗著他們撈出的海鮮，用水洗漁網，在水中砸出一個個洞，海水飛濺，像光的碎片。碧綠的海面上露出峰波。被沖上岸邊的野草就像被太陽曬焦的夢，被沖散了，沉入了潮濕多孔的沙子里。遠處，一艘小船在海面上顛簸，瘋狂而漫無目的地。一塊被海鹽浸泡過的圓木，躺在海灘上腐爛，像一只海豚裂開的肚皮一樣。

“波弗洛”是斯瓦希里語，指最普通的面包。哈桑對故鄉的記憶充滿細節，使讀者幾乎能感受到那時的東非沿海風貌。在貌似客觀冷靜的細節描述中，我們感受到哈桑對故鄉的深深眷戀。格萊德-漢森（Grade-Hansen）在《媒介與記憶》（Media and Memory, 2011）指出，記憶是存在感、成為感和歸屬感的關鍵。而這種成為感和歸屬感也正是貫穿于古爾納所創作的流散文學的主題。“記憶”在本書中成為了作者抒發情感的媒介。

“記憶”使哈桑理解了很多他以前無法理解的事情。理解父母的關系是哈桑成長的重要標志。哈桑的父親是一個“混蛋”，年輕時就是個“麻煩制造者”，他的父母對他沒有辦法，就想通過讓他結婚的方式約束他。哈桑的母親是烏干達農村的女孩，容貌姣好，家境也較好，但是她的父母沒有給她透露一點消息就把她嫁出去了。哈桑的母親看到英俊的丈夫倒也是滿意的，她的美貌和溫柔也確實讓丈夫有所收斂。但是很快他又恢復了老樣子，打孩子，打妻子，找妓女，酗酒。少年的哈桑在內心替母親鳴不平，但他不敢說出來，還怕父親懷疑他和母親的關系。母親曾給他看過父親的一張照片，他滿臉的憤怒。父親還說哈桑的母親是他最大的安慰，但哈桑一直懷疑這一說法。一次父親酒醉后告訴哈桑，，自己年輕時被人冤枉做了牢，哈桑漸漸明白這是他一生憤怒的根源。哈桑在回憶中理解了父親的創傷，母親的隱忍和偉大。

故事的結尾是哈桑在去印度馬德拉斯的船上給表妹薩爾瑪寫的一封長信，這封完整的書信構成小說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他在信中寫道：

我想了很多關于家，關于我們的人民，關于他們的生活方式。離開那個地方我感到很痛苦。誰會想到呢？我從沒想過我會想念那片土地。現在我擔心我會忘記那一切。太戲劇了，還有更多的戲劇！我想家。我甚至想念住在我們隔壁的妓院老板。有時，我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即使是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我試圖回憶起街道和房屋的顏色。我告訴自己，我被流放了。這讓我更容易忍受這種感覺，因為我可以給它起一個不讓我感到羞恥的名字。

古爾納以哈桑的視角回望記憶中的桑給巴爾，并在回憶中重新審視過去，探索自我。如邁爾斯所說，“古爾納流亡海外，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個想象的故鄉離港候車室，一個離散的空間。”《離別的記憶》表現了一種流散感，即因歸屬感的缺失而產生的一種情感上的空虛。這也奠定了古爾納后期作品的基調。

古爾納在一次采訪中提到，這部小說在當時是關于過往的經歷，而“人們總是要回憶”的想法是他寫作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古爾納通過本書還原了他離開時桑給巴爾真實的模樣。他對那些“破碎的鏡子”進行反思，卻不寄希望于復原它們，而只是希望能夠說出真相。

亨利·路易斯·蓋茨在《后殖民理論》中將后殖民描述為“多重的邊緣”，它總是與當代不斷增加的民族、語言、宗教和種族集團、社會及亞文化的“呼聲”相伴而生。在小說中，作者古爾納通過主人公哈桑的經歷揭示了后殖民時期非洲社會的問題。哈桑的困境與成長反映了第三世界的非洲為了擺脫殖民的影響以及長久以來的貧窮與壓迫，為自己建立一個新的身份而進行的斗爭。主人公哈桑的離別與記憶從一個親歷者的角度證實了殖民主義對一個國家、一片土地乃至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個體所產生的深刻而深遠的影響。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史”（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盧敏，文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周菁妍，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