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文化自信是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和媒體中最為熱門的兩個關鍵詞，但將二者與現代文化傳統連接在一起進行思考和辨析卻不多見。然而，這種思考和辨析是中國思想文化建設必須面對的任務。這里既包括內容上的理解，也包括邏輯上的理解。

一、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主要不是藝術判斷，而是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判斷。

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問題，包含審美的判斷和思想的判斷，而且更多地是指向文學的內容。審美沒有先進與落后之分，審美本身具有民族性特征。中國文學審美價值的自信，早已從先秦散文、唐宋詩詞、元代戲曲和明清小說的傳播中得到了證明。因此，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問題根本上是文化立場和文化價值觀的判斷問題。

首先，當下人類思想文化的分化態勢來自對立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在這樣一個極度分化和分裂的時代里，立場和價值觀的判斷成為首要問題。從中國到世界，從現實社會到網絡社會，思想的差異和交鋒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劇烈。大到對世界大勢、國際關系、歷史人物的評價，小到對社會事件、新聞熱點的看法，都能體現出這種差異和交鋒。從根本上說，這種交鋒是文化立場和價值觀的沖突。考察和辨析文學中的文化自信離不開對歷史和當下文化沖突事實的判斷，在這樣一種歷史習慣和當下實踐面前，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學家必然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作出自己的選擇，發出時代的聲音。

其次，文化價值觀對立的事實和思維方式，成為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在最能概括一百多年來新文學乃至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過程的論斷中，最終得到最大認同的是“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這種沖突表現在中國百余年來的政治、經濟、教育、學術甚至道德等各個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的繼續與深化，延續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發展過程中“政治為先”的價值判斷。

新舊文化的沖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有集中而直觀的體現。縱觀百年中國文學史，幾乎所有重大的文學論爭和文學界討論的問題都不是文學審美問題而是文學思想或內容問題。五四新文學中的“問題小說”和“鄉土文學”、20世紀30年代的“革命文學”和“新月派”“民族主義文藝”“第三種人”“自由人”的論爭、40年代的“與抗戰無關論”“歌唱與暴露”問題及50年代以降各種重大的文藝運動，聚焦的都是文學思想和內容的問題。無論是文學觀念，還是作家創作和文藝政策，都著眼于文學的思想主題和社會功能。

一百多年來，圍繞新與舊、西方與東方、外來與本土、精英與大眾等多個層面展開的文化論爭與文化實踐，是對民族文化與人類文化建設及其相互關系進行思考和選擇的結果，表明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和發展問題的持續關注。

二、現代性價值是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自信的關鍵。

談論文化自信，首先要考察文化本身，即自信的文化是什么。在達成對文化本身的理解之后，才會闡釋為什么自信。毫無疑問，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首先來自傳統文化統攝下的古代文學的家國情懷，這是一種自古而然的人文精神。然而，我們要回歸傳統，還要發展傳統。因此，文化自信不僅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自信，還必須包括對“五四”以來現代文化的自信。這種現代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教育體制、學術體系乃至道德觀念等的建設不可或缺。概括地說，沒有現代文化就沒有現代中國。

首先，新文化新文學不是傳統自然延續的一段線，而是傳統質變的一個點，是傳統發展的新階段。百余年過去了，新文化已發展為新傳統，與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一樣，成為現代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其次，中國現當代文學表達的“人的解放”的主題與中國社會轉型進程是一致的，其目的就是要做到魯迅所說的“爭得做人的資格”。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對中國社會轉型和人的現代化的最獨特貢獻，是中國文學文化自信的重要標志。正面參與社會進程是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功能。與中國社會進程亦步亦趨甚至超前，現當代文學把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三、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設的起點，終點是他信、互信、共信，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過去我們往往對文化自信做單一的傳統性理解，言必漢唐氣派或李白杜甫。當然，這是我們文化自信的根基，但不是全部。我們在這里探討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主要不是指古代文學，而是指現當代文學。

這是一種具有連續性和整體性的思考。就中國文學來說，文化自信是基礎，是文學之根。我認為，文化自信應包含個人文化、族群文化和人類文化的自信，而人類文化元素是構成文化互信的基礎。表現人性、人類性的文學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載體。總之，對文化自信的探討，需要一種開放的理解和連續的理解。

自信的文化本身并不排除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如果過分強調人類文化的不同而忽視人類文化的共同性，很容易把人類文化的差異性當作文化的唯一屬性，并由此演化為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往往導致兩極化的文化價值判斷：面對西方文化的進入，將其視為對本土文化的入侵和毀滅，于是有了保守性的“國粹派”；面對傳統思想和文化中的一些弊端，視西方文化為取代本土文化的唯一選擇，于是便有了顛覆性的“全盤西化派”。無論是保守還是顛覆，這兩派都只看到了兩種文化最初相遇時的沖突與差異，忽略了沖突之后漫長的文化融合，沒有對其融合與趨同給予足夠的關注和理解。

對文化差異性的認識應建立在對人類文化多元一體的共同性理解之上。從文化哲學的意義上講，無論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無論傳統文化還是現代文化，只要是有益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就都是人類文明的構成部分。這里所說的構成部分并非是空間意義的堆積，而是人類文化在時間意義上的并存。不同文化經過沖突、選擇和融合，構成或豐富人類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共同體。因此，對外來優秀文化的接受，已從原來的異己文化層面上升到人類文化層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文明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應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同樣，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這種理解是從整個人類文化視角出發而產生的一種文化心態轉變，在此基礎上，文化的時間性（傳統與現代）、文化的空間性（國別與地域）、文化的層級性（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都具有了新的意義。在這一認識的前提下，東西方文化具有了互補性、可融性的基礎，才能盡快而充分地融匯成新的文化，進而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命題中，再補充一個相對應的命題：“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因為，人類意識再也不是一種民族意識之外的東西了。正像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一樣：民族與世界相輔而相成。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