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文學上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從中國文學歷史和現實角度出發，我重點談一談追求人民性、民間性，建構新倫理，以及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等面向。

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始終強調文藝的民族性和為人民大眾服務。“五四”文學革命不遺余力推行白話文，就是為了讓人民群眾能最廣泛地分享文化和文學，從中受到教益并形成一個新文化的共同體。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人民性是現代性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確立了現代人民性的根本宗旨，給予人民性以確定的、最具有現代意義的內涵。它是以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為基礎的人民性，把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提到根本的問題上來認識。在革命文藝理論中，人民性與階級性、民族性構成一組復雜的關系，根據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不同時期的任務，有時可以相通，有時卻有區別。在“十七年文學”中，關于“社會主義新人”“新的英雄人物”創造等話題的討論，都可以歸結到人民性的綱領下。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文藝的大眾化、消費化無疑使其具有人民性，但它與文藝的人民性的經典內涵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這個區別的根本之處在于：文藝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確的政治導向，引導人民積極向上，使全體人民團結為一個整體，凝聚成一股力量，向著一個共同目標前進。新時代賦予人民性新的內涵，這就是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在首位，重視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求，理解人民群眾精神情感生活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這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文學的人民性內涵，理應包含民間，亦即勞動人民最樸素的口耳相傳的文學，應該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文學，這才是新文學的價值觀的充分體現，也必然更大可能地豐富了新的中國文化。但急迫的現代性變革有時難以融合民間性，在革除舊社會的陳規舊習時使民間文學、口傳文學的收集整理一度受到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傳統文化在中國的復興，民間文學也迎來發展的新階段。

文學的人民性、民間性說到底也是新文學的倫理價值取向，當然也是文學面向現代開啟的最重要的倫理性。百余年來，中國文學不斷觸及倫理的邊界，從整體上說極大地推動了新倫理的建構，給予人們以更大的思想和行為的自由、更大的可能性限度，以及更為多樣的獲得幸福快樂的方式——在這些意義上，文學創建起來的新倫理文化，是現代性展開的最有效的社會成就。

另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是否有一種關于文明的敘事？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中國更加走向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當中，標志著我們文學創作高度的有影響的作品卻是那些鄉土小說。何以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陳忠實等有影響力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卻回歸鄉土，講述中國的歷史和民族的命運，體現出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些鄉土小說的作家大都來自鄉村，他們書寫中國20世紀到21世紀初期的變化，我們可以基于20世紀中國現代性道路，來理解其作品涉及的“漫長的20世紀”。這就談到文化和文明的區別，概括來說，英國學派強調文明是某一種人類社會的成果總和，德國學派則強調文化是人類某個群體或民族的精神實質，二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當我們試圖表述中國文學是一種關于文明的文學敘事時，并不需要把“西方的文學是不是關于文化的文學”這一問題作為必要的邏輯前提，而只是作為參照背景。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學是關于文化的敘事，中國文學是關于文明的敘事，這不是絕對性的，而是設定一種可比較的二元關系的假設，以凸顯各自某方面的特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歷史語境，現實主義回歸成為必然選擇。中國的現實主義與民族風格、民族氣派和傳統資源天然貫通，它使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敘事文學喚醒民族的久遠記憶，使它一步步形成與千年傳統勾連在一起的文學表現方式——我們把這一表現方式概括為一種關于文明的敘事。

20世紀80年代，實現“四個現代化”占據主導地位，與之相應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批判，上續五四時期反傳統的思潮。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扭轉了新文學對傳統文學的態度，傳統文化受到重視。比如大家熟悉的《白鹿原》，一方面表現了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傳統的天道觀念、儒家倫理正義，用一種分裂的鄉土敘事叩擊20世紀歷史的沖突和隱藏在人們心靈中的情感。這樣一種回歸中國傳統文明和天道人心的文學敘事，是在一個強大的自然史背景下來反觀人類文明歷史。所以，這也表現出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差異。中國現實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在史傳傳統的影響下，其敘事內容是以民族國家事跡為主導，必然是要指向民族國家的大事要事。也就是說，它終究是關乎文明的大敘事。中國文學是用大文明的書寫，在世界文學當中開辟自己的道路。一種文學，只有揭示和闡釋它成熟狀態的代表性作品，才能揭示這一種文學的根本特質。中國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轉向鄉土敘事，它握住了我們文明的命脈，打開了文學語言的大門，向著我們古老的文明敞開，等待它的嶄新降臨。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