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類學家皮埃爾·克拉斯特的《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記錄了一個已經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消失的部落——瓜亞基。師從列維-斯特勞斯的皮埃爾·克拉斯特，也在該書出版的兩年后去世。曾被法國人類學界寄予厚望的他，卻不幸離世，讓很多人扼腕，而他的這部優秀的民族志，則讓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念念不忘20年，最終將其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本文是保羅·奧斯特為《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英譯版所作的譯者序，近日，該書的中文版首次出版。

皮埃爾·克拉斯特（1934-1977）

這是我所知的最悲傷的故事之一。如果不是因為時隔二十年后的一次小小的奇跡，我甚至懷疑自己能否鼓起勇氣講述這個故事。

一切始于1972年。我當時正住在巴黎，因為和詩人雅克·杜賓（Jacques Dupin）的私交（我曾翻譯過他的作品）而成了《瞬息》（L'éphémère）雜志的忠實讀者，那是一本由瑪格畫廊（Galerie Maeght）出資的文學雜志。雅克是雜志編委會成員之一，與他共事的還有伊夫·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安德烈·杜布歇（André du Bouchet）、米歇爾·萊里斯（Michel Leiris），以及保羅·策蘭（直到策蘭在1970年去世）。雜志一年四期；有那么一群人為它的內容把關，《瞬息》中刊載的作品自然向來都是上上之作。

雜志的第二十期，同時也是最后一期在那年春天面世，而在慣常的來自著名詩人與作家的稿件之外，里面還刊登了一篇題為《論無眾之一》（De l'Un sans le multiple）的文章，出自一位名為皮埃爾·克拉斯特的人類學家之手。短短七頁，它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篇文章高妙，引人深思，論證嚴密，不僅如此，文筆也十分優美。克拉斯特的散文似乎同時具備了詩人的氣質與哲學家的深刻，文章的直截了當、人情味和毫不做作打動了我。這七頁透露出來的筆力讓我意識到，剛剛發現的這位作家，我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關注他的作品。

我問雅克這是何方神圣，他向我解釋，克拉斯特曾師從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年紀還不到四十，而且是法國新一代人類學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他在南美洲的叢林中進行過田野調查，也曾在巴拉圭和委內瑞拉最原始的石器時代部落中生活，并有一本講述這些經歷的書即將付梓。當《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在不久后出版時，我出門給自己買了一冊。 

我相信，你簡直無法不愛上這本書。作者寫作時的慎重與耐心，觀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維之嚴謹與書中的悲憫——這些品質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這部重要又令人難忘的著作。《編年史》不是干巴巴的、以“在野蠻人中生活”為題的學術研究，也不是一篇記者將自己的身影從其中抹去的關于某個陌生世界的報道。這是一個人經歷的真實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問題：一個人類學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兩種文化之間會進行什么樣的交易，人們會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保守秘密？在為我們刻畫這個未知的文明時，克拉斯特的寫作帶著優秀小說家的狡黠。他對細節的關注一絲不茍、無比精確；而他那種將自己的思想融匯為膽大又自洽的論點的能力往往令人稱奇。他是那種極為少見的、毫不猶豫就采取第一人稱寫作的學者，而最終的成果不僅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畫像。

我于1974年夏天搬回紐約，在接下來的數年間試著以翻譯為生。那是一段艱難歲月，大部分時間我只能勉強糊口度日。因為根本沒有挑挑揀揀的余地，我經常得接手一些無甚價值的作品。我想要翻譯好書，想要干值得干的活，這可比賺面包錢要緊多了。《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在我書單的第一位，我曾一次又一次向我供稿的各家美國出版社推薦這本書。在無數次被拒之后，總算有人表示了興趣。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應該是在1975年底或是1976年初，可能有半年左右的誤差。不管怎么說，這是家新出版社，剛剛起步，乍一看一切跡象似乎都不錯。他們有很優秀的編輯，簽下了幾本不錯的書，也愿意冒險。在那之前不久，克拉斯特和我剛剛開始通信；當我寫信告訴他這一消息時，他和我一樣激動。

翻譯《編年史》對我來說是一次無比愉悅的經歷；譯稿誕生之后，我對這本書的感情也沒有減退半分。我將底稿交給了出版社，他們通過了我的翻譯，而正當一切似乎正奔向一個圓滿的結局時，問題開始出現了。

似乎，那家出版公司不像世人以為的那樣資金充足。更糟糕的是，出版商本人在金錢問題上似乎頗有些不該有的偷雞摸狗之處。這一點我很確定，因為本來我翻譯的稿酬是應該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給出版公司的撥款支付的，但當我向他們索要稿酬時，出版商卻顧左右而言他，向我保證屆時一定會把錢付到我手上。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已將撥款挪作他用。

那些日子我已經窮得揭不開鍋，根本沒法干等著稿酬到手。這關系到我是有飯吃還是斷糧，付得出還是付不出房租。在接下來的數個星期中，我每天給出版商打電話，可他永遠在敷衍，不停想出新說辭搪塞我。終于有一天，再也等不下去的我親自跑去了他的辦公室，要求他當場付錢。他再次找了個借口開場，但這一次我絲毫不肯讓步，宣布他若是不給我一張全款支票，就絕不離開。我應該沒有做到出言威脅的地步，但說不定也干得出來。我當時怒火中燒，甚至還記得自己想過，萬一一切手段都沒有奏效，我已經準備好了對著他的臉來上一拳。事情最終沒有發展到那個局面，不過我確實把他逼到一個角落里，而那一刻我看得出，他開始害怕了。他終于意識到，我是認真的。于是他當場打開了桌子的抽屜，拿出支票簿，把錢付給了我。 

回頭想想，這被我看作是人生中無比低谷的時刻之一，是我作為一個人類的職業生涯中最灰暗的一章，而我的所作所為也毫無值得驕傲之處。但我當時一貧如洗，也完成了工作，所以他們應該付我錢。為了說明那些年過得有多拮據，我就舉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為例。我從來沒有給手稿留過底。我沒錢復印譯稿，而鑒于我以為稿子交到了靠譜的人手里，世上的唯一一份譯稿就是出版商辦公室里的那份打印稿。這個事實，這個愚蠢的疏忽，這種赤貧狀況下的工作方式日后會回來找我的麻煩。這完全是我的錯，而它讓一次小小的不走運變成了一場全面爆發的災難。

但在那個當口，似乎，我們又回到了正軌。在稿酬相關的種種不快得到解決后，那個出版商表現得仿佛他確實很想要把這本書做出來。譯稿被交到了排字工人手上，我修改了校樣，又把它們交還給了出版社——并再一次沒有留底。這似乎沒什么大不了的，因為現在出版流程已經啟動。這本書出現在了圖書預告目錄中，預定1977至1978年的冬天就會出版。

然后，就在《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行將面世之前數月，傳來了皮埃爾·克拉斯特死于車禍的消息。根據我聽到的說法，在法國某地，他在行駛時因輪胎打滑，失控翻下山崖。我們從未見過面。他去世時不過四十三歲，我一直以為日后自有大把見面的機會。我們曾通過數封信，在通信中成了朋友，并且都很期待可以坐下來一起喝茶談天的那天。世事之吊詭無常讓這次談天無從實現。而即便是現在，這么多年過去后，我依然覺得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

1978年來了又去，不見《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出版。又是一年悄然而逝，然后又過了一年，書依然不見蹤影。

到了1981年，出版社已是日薄西山，我很難打聽到任何消息。就在那年，要不就是第二年，不然就是第三年（這一切已經在我腦子里混作一團），那家公司終于倒了。有人打電話告訴我，書的版權被賣給了另一家出版商。我打了個電話過去，對方告訴我，是的，他們打算把書做出來。又一年過去了，什么動靜也沒有。我又打了個電話過去，前一年和我通話的那個人已經不在那家公司了。另有一人接了我的電話，他告訴我公司無意出版本書。我想向他們要回我的譯稿，但他們沒能找到。他們甚至連聽都沒聽過這么份稿子。似乎，我的譯稿從未存在過。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事情就這么陷入了僵局。皮埃爾·克拉斯特已經去世，我的譯稿也已消失不見，整個計劃就這么跌入了遺忘的黑洞之中。去年夏天（1996年），我寫完了一部名為《窮途，墨路》（Hand to Mouth）的關于金錢的散文體自傳。我本有意將這個故事加入敘事之中（因為我失策沒有給譯稿留底，因為發生在出版商辦公室的那一幕），可等到要提筆時，我喪失了勇氣，沒能咬咬牙將它落紙成文。我覺得這一切都太悲傷了，講述這樣一個悲慘至極的漫長故事毫無意義。

在我完稿之后兩三個月，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差不多一年前，我受邀前往舊金山，去赫斯特劇院的城市藝術講座系列露個面。活動定于1996年10月舉行，到了日子，我就上了飛機，如約前往舊金山。等到臺上的活兒結束之后，我需要坐在大堂里簽售。赫斯特是一個客容量很大的劇院，大堂里排起了長隊。人們正等著我給他們的書簽名——這可真是份價值可疑的榮耀——這時，在人群中，有個人我看著眼熟。那是個我曾經在別處見過一次的年輕人，一個朋友的朋友。這個年輕人恰巧是位狂熱的藏書家，一頭善于搜尋初版和稀罕玩意的警犬，是那種可以在灰塵遍布的地窖里對著零落的棄書翻上整整一個下午，就為了撿到個小寶貝，還把這種事當成家常便飯的書籍偵探。他微笑了一下，同我握了手，然后把一沓帶封皮的校樣塞到了我手里。校樣有著紅色的平裝封面，而直到那一刻，我從未見過它的任何復印本。“這是什么？”他說道，“我從沒聽說過這么本東西。”它就這么出現了，突然間，就在我的手中：我那失蹤多年的譯稿校樣，尚未經過修改。自世事之大者而觀之，這或許算不得什么值得讓人大驚小怪的事件。但對我而言，從我個人微觀的角度來看，萬千情緒在一瞬間吞沒了我。我拿著這本書，雙手開始發顫。我感到暈眩，頭腦一片混亂，幾乎連話都說不出。

這校樣是在一個二手書店的清倉書架上發現的，那個年輕人花了五美元買下了它。現在我望著這校樣，饒有興味地注意到，諷刺的是，封面上宣稱的出版日期是1981年4月。對于一部完成于1976或1977年的譯作而言，這實在是一次漫長到近乎煎熬的磨難。

如果皮埃爾·克拉斯特今天尚在人世，這本失蹤之書的發現將會是一個完美的結局。但斯人已逝，而我在赫斯特劇院感受到的那一陣短暫的、奔涌而出的喜悅和不可置信，如今也已慢慢消散，化作深切而悲傷的哀痛。世界如此墮落，竟這般作弄我們。世界如此墮落，一個有那么多東西可以貢獻的人，竟然如此年輕就已經辭世。

以下，便是我對皮埃爾·克拉斯特的著作《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的翻譯。且不論其中描繪的世界早已消逝，作者在1963年至1964年間曾經生活其間的這個小群體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且不論作者本人也已逝去，但他寫的書依然與我們同在。親愛的讀者，你的手中正握著這本書——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勝利，是在面對造化弄人的摧枯拉朽時，一次小小的勝利。至少我們可以為之慶幸。至少皮埃爾·克拉斯特的著作流傳了下來，而這已聊足慰懷。

《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法】皮埃爾·克拉斯特/著 陸歸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