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文學成就為古今學者所公認，韓愈“學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書》）“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及首倡“道統”，在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這些功業，贏得了當時及后人的無限敬仰，而他在長期的人生困境中完成思想突破的事實，卻似乎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

韓愈三歲喪父，由長兄韓會和嫂子鄭氏撫養成人。約在十二三歲時，兄長韓會又不幸去世。貞元十年（794），韓愈二十七歲，撫養他長大的嫂子鄭氏去世。韓愈在《祭鄭夫人文》中回顧了早年的不幸遭遇：“年方及紀，薦及兇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夭閼百年”指韓會早卒，“孤幼”當指包括“十二郎”在內的韓會子女。作于貞元十九年（803）的《祭十二郎文》也說：“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只。”其早年的孤苦，在此兩文中得到了集中表現。

韓愈在作于元和元年（806）的《祭十二兄文》中說：“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后死孤存。奈何于今，又棄而先。”“十二兄”為韓愈叔父韓紳卿之子岌，文中提到的“皇祖”即韓愈祖父韓睿素，他有四子八孫。在韓岌去世后，其兒孫兩代十二人中，只有三十九歲的韓愈還在世，而韓愈體弱早衰，其《與崔群書》曰：“仆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圖于久長哉？”《祭十二郎文》引上一年寫給十二郎的信說：“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此信和《與崔群書》皆作于韓愈三十五歲時。《祭十二郎文》又說：“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五箴序》也說：“余生三十有八年，發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可見，長年孤苦的韓愈，在三十余歲的盛年，竟然有如此深重的性命之憂。

因家族成員多早逝，撫養遺孤的重任落在韓愈一人身上。十二郎去世時，其子十歲，韓愈子才五歲，這還不包括兩人的女兒在內。因此韓愈感嘆：“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他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作為余生的大事，但韓愈所撫養的不只是韓氏遺孤，還有朋友的遺孤。卞孝萱《韓愈評傳》認為：“至元和元年，韓愈的兄弟行有名可考者五人皆亡，寡嫂、孤侄、孤侄女及侄孫、侄孫女可知者約十四五人，大部分隨韓愈生活在一起，加上韓愈之妻、二男、五女及乳母等，有二十余人之多。‘交友’之孤子孤女，尚不計算在內。”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曰：“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舊唐書·韓愈傳》也說：“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這與韓愈“仆之家本窮空……家累僅三十口”（《與李翱書》）的自述基本一致。

又因韓愈仕途屢屢受挫，“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因而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其《與崔立之書》曰：“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從貞元二年（786）入京，到貞元十七年（801）授四門博士的十六年里，盡管韓愈為了衣食兩入幕府，但生活困頓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作于貞元十七年（801）的《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曰：“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饑。”任四門博士的次年，他再次提到：“仆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困窮甚。”（《與崔群書》）貞元十九年（803）七月，韓愈改任監察御史，不久即被貶陽山令。在作于永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書》中，他再次提到：“家貧不足以自活。”可見，韓愈“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從仕》）的自陳，絕非虛語。大約要到元和十年（815）前后，韓愈四十八、九歲時，他的家境才徹底好轉。

在長期的人生困境中，韓愈雖有過困惑，但以古圣賢為榜樣、學圣人之道、胸懷天下的熱情始終未減。《上賈滑州書》曰：“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他在作于二十六歲時的《爭臣論》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將他此后十年間所作詩文按先后擇要排列，我們可清晰地看到韓愈思想發展的軌跡。“愈也，布衣之士也……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于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于意也。”（《與鳳翔邢尚書書》，作于二十七歲）“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感二鳥賦》，作于二十八歲）從中可見韓愈的濟世情懷與自信。發生在貞元十四年（798）的兩件事，尤需注意。一是韓愈在汴州董晉幕府領進士府試時所撰試題《進士策問十三首》，其第四首以“夫子既沒，圣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辟之，則既廓如也”開頭，要求“學圣人之道”的諸生對此作出回答。二是張籍兩次上書，鼓勵韓愈“盍為一書，以興存圣人之道”（《上韓昌黎書》），韓愈雖有顧慮，以“請待五六十然后為之”（《答張籍書》）回復，但明確提出：“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并表現出“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重答張籍書》）的高度自信。可見在三十一歲時，韓愈的道統思想已基本形成。在此之后，他有關“道”的闡述日漸增多。如“愈之為古文……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作于三十四歲）“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作于三十五歲）“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作于三十五歲）。

《五原》，特別是《原道》是韓愈思想突破的標志性作品。學者們多據韓愈作于永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書》中“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的話，以為其中的“舊作”當包含《五原》在內，其寫作時間當在本年之前。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認為“《原道》諸篇之作，應在貞元十五、六年間”，其說可從。貞元十六年（800），韓愈三十三歲，尚未正式在朝中任職，仍處于人生最困苦、無望甚至不免性命之憂的時期，而他的“道統”思想正形成于這一人生困境中。孟子說：“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韓愈則在“不得志”時，既要“獨善其身”，又不放棄“兼善天下”，故終能“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這不僅是對孟子思想的明顯突破，也為傳統士人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內容，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于此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作者：劉懷榮，系中國海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