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的創意，到最后呈現的文本結構，乃至于每個主要情節的段落字數，甚至是寫作這篇小說“連載式”的創作過程，都是“控制”的結果。這是《道歉》這篇小說跟我的其他所有小說都完全不一樣的地方。有一種說法，好的短篇小說應該控制在八千到一萬兩千字之間，而《道歉》的字數幾乎就在這個標準的下限。當然，小說的字數跟寫得好不好并沒有天然的關系，我想說的是我對這篇小說字數的有意控制。不僅是對字數的控制，可以說這篇小說從頭到尾都是在有意控制。

兩年前，我跟上海青年作家王輝城在一本文學刊物上有一次長達萬字的筆談，那次筆談最后發表出來時的題目是《必須失控，必須走向極端》。這個題目很好地說明了當時我的某種取向，因為做那篇筆談的時候，我剛剛從一家互聯網公司離職，在北京的北四環外租了房子準備好好寫小說。到北京三年后，我第一次有了大把的整塊時間，急切地想要寫一點更爆裂的小說。這大概就是我后來寫的兩個小長篇《游蕩者》和《隱身者》的起源。

辭職后我一個人看書、喝咖啡、寫作、跑步、買菜做飯，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就像一個職業作家了。一年后，我考入北師大和魯院聯辦的作家研究生班，這篇《道歉》就是上學期間的課堂作業之一。

有一次，我們班十四個同學進行班級討論，一位來自西北的同學講起當年他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懲罰同學們的方式，其中一種是讓全班同學排著隊去抽犯錯誤同學的耳光，輪到我們班的這位同學時，他拒絕了老師的要求，讓老師很下不來臺。這個場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在我們老家也有類似的場景，在九十年代，排隊抽耳光可能還算不上什么特別侮辱人的畫面，比這更狠更血腥的案例我就聽到過好幾種，甚至我聽說有同學因為擔心體罰而跳水自殺。這是讓我產生寫《道歉》這篇小說的一個源頭場景。

從2014年讀大三發表第一個小說算起，已經過了七年，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是靠著自己所謂的“靈感”來進行寫作，東一下西一下，懶懶散散的，只是把寫作當成一種業余愛好，就像我身邊那些在下班后喜歡釣魚的朋友一樣，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消遣，甚至連投稿和發表都很“佛系”，就是隨緣。真正有自覺意識的寫作，我自己覺得就是開始于讀研前的這一年空檔期，每天寫完預定的量之后，會止不住去思考跟寫作相關的一切，大到所謂寫作的意義，小到寫作的種種手藝、方法，在這一年里，我才真正在內心里確認自己可以算是一個寫作者了，即使至今我連一本書都沒出版過。

因為是課堂作業的原因，《道歉》只寫到一千字的時候，在魯院陳帥老師（也就是著名青年作家陳小手）的帶領下，全班同學就一起討論過。到寫這篇創作談的時候，我再次找出當時記錄下來的各位同學的看法，特別是賈為、陳美者、陳帥三位的意見，顯然對小說后面情節的發展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在此感謝他們。這在我以往的寫作中是從來沒有的，《道歉》就是在同學和老師們這樣一次次的點評和討論中修改完成的，是重寫了好幾遍的故事。對我而言，一次次的重寫不光是對《道歉》這篇小說的重寫，也是我對小說創作本身一次動手思考實踐加驗證的過程，我越來越理解很多作家所說的“小說是一門手藝”這句話的含義。

感謝北師大、魯院的老師和同學們，這篇小說的絕大部分都屬于你們，我只是完成了將它敲入鍵盤這一小部分工作而已。這篇小說是魯院一年美好時光的見證，對我而言，這才是這篇小說的真正意義。

2021年9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