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確實讓多數人沒有預料到。這位現居英國的坦桑尼亞小說家，不僅不屬于多數讀者知道的作家，即便是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他熟悉的人也不多。目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書還沒有中文譯本，這在近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以下簡稱諾獎）得主中，也是非常罕見的情況。對外國作家作品的譯介，當然跟其知名度有一定關系，或者已經成名，或者獲得了某些知名的國際文學獎項，才有可能被國內譯者熟知。因此，在不少讀者看來，說今年諾獎得主“爆冷”，既是一個事實，也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爆冷”都是相對而言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屆諾獎得主在輿論的認知中都是比較冷門的，很少有知名度很高的、暢銷書作者獲獎。但是，“爆冷”都是相對而言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諾獎得主都是冷門作家，否則預測諾獎得主將沒有任何科學性與現實意義，而從文壇內部的實際情況來看，多數作家在獲得諾獎前，都獲得過一些有分量的文學獎項，比如布克獎、卡夫卡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等等。莫言在獲得諾獎之前，也拿到了國內的茅盾文學獎，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早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所謂的“爆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純文學本身的受眾就越來越小，但這不意味著在文學圈內部，獲獎作家沒有名氣。瑞典文學院的老先生們，選定何人獲獎，基本上還是考慮作家在純文學領域的成就和影響力，因此才出現了“輿論每年猜諾獎，年年猜不中”的情況，專業認知與大眾認知的區別，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是諾獎得主名單內部，其影響力也有較大差異。一些作家即便獲得諾獎，也未必能成為文學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這并不是說他們的水平不高，而是因為多數人是從文學的接受性來理解諾獎的，而不同體裁與題材的作品，在接受性上存在天然的差異。

比如，獲得諾獎者以小說家居多，能被選定的詩人顯然造詣很高，但詩歌的知名度一般低于小說，與之相應的作家的影響力也會受影響。2011年的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是一位瑞典詩人，諾獎評委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因為通過他那簡練、半透明的意象，讓我們對現實世界有嶄新的體驗。”但是，即便在獲獎之后，特朗斯特羅姆的作品也算是不溫不火的狀態，相比前一年獲獎的秘魯小說家略薩，還有此后獲獎的莫言、愛麗絲·門羅等人，其影響力并不算高。這是詩歌在文學接受性上存在的天然不足所致，不能因此就說獲獎詩人的水平有問題。因此，這種情況下的諾獎“爆冷”，與作家實力本身無關。

還有一些書寫現實、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作家更容易獲獎，比如作品很有紀實風格的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她在2015年獲獎，至于更早的作家，比如羅曼·羅蘭、海明威、帕斯捷爾納克等人，也都是十分關懷現實的作家，因為具有較強的現實沖擊力與反思精神，其作品也更容易被大眾熟知。

“冷門性”與文學史演進的關系

瑞典文學院選定獲獎作家，其實還十分看重其對文學的發展價值。這里有個有趣的問題：文學存在發展性嗎？換言之，不同時代的文學難道還有高低之分？當然，我們不能說“唐詩比宋詞要強”、“現代主義文學比現實主義文學更好”之類的話，但在一定時間范圍內的文學史，確實存在創新價值的高低，而判斷作家是否超越前人的一個標志，就是其作品是否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存在思想、文學形式等方面的創新。顯然，優秀的作家可以引領未來的文學潮流，其作品也不會落入前人的套路，能走出不同的文學發展路徑，是判斷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而諾獎得主則更容易具備上述特點。

正因為很多諾獎得主的寫作具有較強的創新性與前瞻性，才會讓人覺得“冷門”或“不熟悉”，但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有獨特的眼光、出色的判斷力，能將代表未來的作家作品選出來。從一百多年的諾獎歷史來看，評委基本上不會“看走眼”，甚至一些獲獎者成為時代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們也因此進入文學史的“萬神殿”，成為后世不斷研究的經典作家。

比如，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在諾獎得主中屬于基本沒有爭議性的，但諾獎絕非他們最高的文學榮譽，即便沒有諾獎也無法撼動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其中，福克納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對文學史的影響基本是宗師級別的，而馬爾克斯在魔幻現實主義上的創造性發現，影響力延續至今，學習馬爾克斯風格的作家及其作品也容易獲得各種文學獎項。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現代主義文學譜系上的大師級作家，開創了某些流派，影響了文學史的走向，不是他們要被諾獎來認可，而是諾獎要依靠他們獲得必要的公信力。

但是，在一種新的文學路徑引領潮流之前，它往往顯得怪異，甚至令人難以接受。在大眾視角來看，這就是所謂的“冷門”了。而暢銷書作家之所以很難獲得諾獎，不僅是因為其過度的商業性，更在于其缺乏對純文學的開創性探索，甚至具有先鋒氣息與實驗風格的作品，也比老套的路徑更容易獲得評委的青睞。因此，諾獎得主看起來“冷門”的背后，正是純文學的專業性與文學的大眾性的區別，而其中的差異也體現為大眾輿論與專業視角下文學評價標準的不同。

諾獎的“冷門性”在拓展著文學的邊界

雖然美國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在2016年獲得諾獎的時候，很多人驚呼“歌手也能得文學獎”，但實際上，諾獎對文學的定義一直在拓展，并不局限于傳統的小說、詩歌、戲劇等經典門類。

這首先就是文體與創作門類的拓展。1915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獲得諾獎，他以人物傳記寫作而著稱，有《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等代表作。雖然我們普遍認為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長篇巨著讓他獲得諾獎評委的賞識，但實際上，諾獎更像是“終身創作成就”的認可，作家不太可能僅憑一部作品就被選中。對羅曼·羅蘭的認可，實際上也是諾獎對人物傳記寫作的認可，在此之后，一些專注于非虛構或歷史寫作的作家，也得到了諾獎或其他重要的國際文學獎項的青睞。

歷史寫作或者說是紀實類的回憶錄創作，也被納入諾獎的范疇。1953年，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獲得諾獎，獲獎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歷史與傳記方面的造詣，同時由于他那捍衛崇高的人的價值的光輝演說”。把諾獎頒給一個政治家，在后世也一直存在爭議，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不需要的戰爭》這類作品對二戰史有不同常人的親歷視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難得的文本，尤其是在二戰剛結束的時代背景下，頒獎給丘吉爾似乎也并非是很奇怪的事。

諾獎雖然主要考慮純文學層面的因素，但的確也很看重時代背景，像賽珍珠、肖洛霍夫、庫切這類作品中時代性較強的作家，也被諾獎看重。不過，文學有時代背景與現實關懷本身就是合理的，只是現實批判的意味不應該凌駕于純文學層面上的表達，文學的外部因素不能壓倒文學本身，這是文學發展基本邏輯，而諾獎在這一點上，態度一直也是明確的。

即便將思考與表達的形式訴諸哲學，也不能讓諾獎的理想主義氣質被損害，堅守藝術性與人文關懷的底線邏輯，成為諾獎作品的一條“金線”。比如，哲學家柏格森、薩特都曾獲得諾獎。從他們的獲獎理由來看，相比寫作的形式，諾獎評委更看重表達的精神性層面的問題。

柏格森（“因為他那豐富的且充滿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光輝燦爛的技巧”）和薩特（“因為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對我們時代發生了深遠影響”）兩位哲學家的獲獎理由十分相似，對人類思想的深入探索，對精神世界的豐富表達，是其作品的共同點，這幾乎也是所有能在人文研究與創作領域上留名的大師都具備的特點——諾獎看重寫作者在精神層面的純粹性與探索的深度性，而那些被權力或資本綁架的、被世俗性過度包裹的寫作者，很難獲得諾獎的青睞。

更加重要的是，諾獎對文學邊界的拓展，更在于寫作者表達方式的創新與思想的延展性，甚至那些具有一定叛逆姿態的作品更容易被認可。前文所述的鮑勃·迪倫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他年輕時創作的歌曲，與美國上世紀的反戰運動背景相契合，對戰爭的創傷，種族偏見的傷害，有十分直接的批判。或許鮑勃·迪倫的創作存在一定的激進色彩，但這在藝術的層面并不是什么問題，從諾獎的歷史上看，很多作家相比前人都有很強的創新性與叛逆色彩。

最早的諾獎得主基本上還是19世紀歐洲經典文學的老路子，但此后的作家展現的風格，更像是對未來的指引或預言，而非對過去文學經驗的簡單總結。比如，蕭伯納在1925年獲得諾獎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滿理想主義及人情味的作品——它們那種激動性諷刺，常蘊涵著一種高度的詩意美”，其中絕妙的諷刺批判，與詩意的藝術表達，其實缺一不可。蕭伯納絕不是對易卜生等經典劇作家文學路徑的簡單延伸，而是有自己獨創性的一面，他對現代劇作在形式與內涵上的開拓，足以讓他獲得諾獎的青睞。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諾獎的“冷門性”才增加了世界文學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今年非洲作家再次獲獎，其實也意味著非歐美文化中的文學表達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諾獎對文學邊界的拓展還將持續，或許會出現更多的“冷門”或“陪跑”現象，而不確定性本來就是文學世界中常見的概念，不論是專業的文學批評家還是大眾讀者，都不必反應過于敏感，這本來也是文學的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