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魯迅研究者，只是個魯迅作品的閱讀者。我囫圇吞棗地通讀過《魯迅全集》，也細讀過魯迅的某些小說和雜文，還模仿魯迅雜文寫過一些雜文隨筆，另外我也研究過關于魯迅的一些零星的學術問題。我把二十年來寫的讀魯迅作品和關于魯迅思想生平的文章聚攏起來，就成了這本小書。

我最初是怎么知道魯迅先生并讀起他的書呢？有這么幾個因緣。我的中學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時沒有什么書讀，連物理課也改成了“工農業基礎知識”，但語錄滿天飛，除了毛主席語錄，還有副統帥語錄和魯迅語錄。我們班有個女同學，叫陸符玲，手里常拿著一本黑塑料皮的魯迅語錄，有時讀一讀。我無意中看到了這本語錄，而這，就成了我平生第一次接觸魯迅，并由這本語錄知道了魯迅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的班主任叫董至德，有一次我到他的辦公室，看到桌上放著一幀魯迅的像，就是人們常見的那張濃眉冷峻戴圍巾的像，像的側面是兩句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魯迅的模樣和他的作品。后來董老師給我們講了一篇魯迅的雜文《“友邦驚詫”論》，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雜文，什么叫戰斗性。以上就是我的“魯迅啟蒙史”。

在人大上學時，李文海教授告訴同學們，一定要讀魯迅和《紅樓夢》，終生受用。李教授的話我一直記著。我通讀《魯迅全集》，就是在李教授的啟發下讀的。李教授是帶我入研讀魯迅之門的引路人。

1983年我到北京日報理論部工作，主任李志堅同志讓我負責編輯雜文欄目。這個工作，使我離魯迅更近了，因為魯迅是雜文這一文體的“祖師”，雜文作者都是宗魯迅的，我編輯雜文，當然更以魯迅為導師。后來，雜文欄目發展為《北京雜文》版，當然也是以魯迅為旗幟的。我一邊編雜文，一邊也學著寫雜文，寫隨筆，慢慢地入門了，后來出版了幾本小集子。我自認是魯迅的追隨者，魯迅雜文的學習者。當然，沒有學好。

魯迅的文章，對我的寫作影響很大。收到這本集子里的《瓜葛》《阿Q的祖宗》《〈論“他媽的”〉之余論》《魯迅先生的忠告》等文章，都是受魯迅雜文的影響寫成的。這些文章不是研究魯迅之作，而是讀魯迅文章之后的雜感。

這個集子里，有幾篇是研究《阿Q正傳》或是借《阿Q正傳》為話題的文章。水平自然都是不高的，但表達了我對《阿Q正傳》這篇小說的喜愛。這篇小說寫得實在太好了，簡直神了。從這篇小說中，可以引出無數話題做文章，可以開通無數思路想問題。

我大學念的是歷史系，一生喜歡讀史，特別是喜讀社會史，這對我從社會史角度研讀魯迅很有幫助。我出過一本研究紹興師爺的小冊子，所以寫出了《魯迅與紹興師爺》一文；我寫過一部《行業神崇拜》，所以寫出了《穆神廟是什么廟》。此二文都收進了這本書中。

對于農民起義人物，在“左”風之下，是不允許批評的。但魯迅臧否歷史人物，卻只遵從實事求是的原則。他對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的濫殺無辜，完全持強烈批判的態度；他所批判的，實際是已經變質了的張獻忠。《魯迅評張獻忠》一文，幾乎把魯迅論張獻忠的文字都收集齊全了，從中可以看出魯迅對張獻忠的全面的看法。

孫犁先生是著名作家，又是魯迅的崇敬者，他寫的許多文章都提到過魯迅，還為普及魯迅專門寫過小冊子。我崇敬孫犁。我崇敬魯迅是受過孫犁的影響的。我很注意孫犁談魯迅的文章，所以寫成了一篇《孫犁：按照魯迅的書賬買書》。

魯迅經常批評“國民劣根性”，意在改善，在前進。但有人嫌魯迅說中國人的壞話多了。我認為魯迅是對的。我寫的《〈阿Q正傳〉所見國民劣根性箋說》一文，集中談了魯迅批評國民劣根性的問題，意在讓讀者了解魯迅改造國民性的珍貴思想。“阿Q精神在國人的靈魂里”，這話今天又何嘗不適用呢？

《為魯迅的兩個怨敵說些好話》一文，是為顧頡剛和楊蔭榆說好話的。我寫此文的目的，是想糾正一個習慣，就是人們常習慣性地認為魯迅批評過的人都是壞人或不咋地，好像一受到魯迅批評就一無可取了。這種思維顯然是不對的，是形而上學的，是膚淺幼稚的。

這本書是我多年讀魯迅的一點收獲，所以就取了個“讀魯迅”的書名。讀魯迅，既是讀他的書，又是讀他的人。魯迅的書是大海，浩瀚無垠，魯迅的人是高山，偉岸壯麗，都是讀不完，說不盡的。毛澤東提倡讀魯迅，曾發過一條指示“讀點魯迅”，我就是名副其實地讀了一點點。但就是這一點點，也讓我受益無窮。這本小書是我讀魯迅的一個小結。讀魯迅，我是要永遠讀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