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 W.H. 奧登曾經對偵探小說這一文類做過一個概括 ：“謀殺發生 ；許多人涉嫌犯罪 ；除了謀殺者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被排除作案可能 ；謀殺者被捕或死去。”1 我們不妨套用這個說法來總結下《回響》：“謀殺發生 ；許多人涉嫌犯罪 ；除了謀殺者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也都牽扯其中，構成共犯 ；謀殺者被捕，而探員并未得到解脫。”那么，《回響》到底是不是一部偵探小說？

《回響》發表后，不少評論家都從先鋒的寫作立場展開對東西這部新作的討論，其實這是一部對讀者相當友好的長篇，推理的架構引人入勝，抽絲剝繭、層層深入的敘事賦予小說足夠的智性，并建立起內外兩層秩序，也自然會讓人們想到博爾赫斯對“偵探小說”那段著名的稱頌：“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里，還有某些東西仍然默默地保持著經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偵探小說 ；因為找不到一篇偵探小說是沒頭沒腦，缺乏主要內容，沒有結尾的。……我要說，應當捍衛本不需要捍衛的偵探小說（它已受到了某種冷落），因為這一文學體裁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這是一場考驗，我們應當感激偵探小說，這一文學體裁是大可贊許的。”2 當然我們也知道，《回響》的旨意遠在偵探小說的框架之外，也不止于法理和人情的糾纏，而是東西對向“內心的絕密”不斷掘進的寫作志向的實踐。不過，懸疑和推理不但驅策著情節，更關鍵的是，它們一方面像博爾赫斯說的那樣，捍衛和拯救了一種敘事的“秩序”，另一方面又質疑并拆解了人性中貌似穩固的另一種秩序，小說的迷人之處恰在這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回響》或許可以說是一部反偵探的小說。

主人公冉咚咚是一名業務優秀的刑警，她身上疊加著作為警探的職業倫理和作為一名普通女性的人性倫理，這二者之間并不疊合的撕扯感，讓她在偵破“大坑案”的過程中，多了省思和追問，而她所質詢的核心，正是人性倫理的誘惑與限度。遵從警察的職業倫理，夏冰清被檢視的肉身一定導源于某種致死的必然，徐山川、吳文超、徐海濤、劉青、易春陽……每個與案情有關的人在她的偵訊之下都暴露了洗脫不干凈的罪責。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對于兇案的追查越深，她自己也越來越陷入生活的深淵之中。“大坑”案的追蹤最終變成了探究人生自我旅途中的各種迷茫的過程，讓她見證生命擔承的悖論與空無。關于生命，關于愛，關于責任，所有可言說及不可言說的秘密、想象、尊嚴與企望又豈是一個刑偵的必然所能結案的？在小說的前幾章中，冉咚咚越接近案件的真相，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包括個人的認同就越是問題歧出，對水落石出的真相的期待快感總是被一種更深沉的惆悵所替代。對于尸體和罪行，她是有力的 ；對于不確定的生命和罪性，她無能為力。謎底可以偵破，人心呢？徘徊于職業倫理與人性倫理之間的冉咚咚，無法在內在的心靈宇宙與外在的律法世界之間搭一座自渡的橋，她也無法用職業捍衛的正義疏解她內心的惶惑。

質言之，《回響》依然表現出對因果律的尊重，但小說真正聚焦的并不是案情，而是自我的認知和“心靈的探尋”。東西在小說的后記中說得很明確 ：“我們虛構如此多的情節和細節，不就是為了一個嶄新的‘認知’嗎？”然而，心靈有太多的不可知性和不確定性，并不總是遵從理性和邏輯，因此，《回響》的確具有反偵探小說的那種“自反性”。“大坑案”一定會給冉咚咚的職業履歷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卻也讓她看到了自己身上人性隱晦的一隅。雖然小說以“疚愛”終章，那籠罩于她和慕達夫生活之上的陰影真的可以煙消云散嗎？小說其實一直在寫兩種罪，一種是徐山川、吳文超、易春陽他們的，法律會以行為為依據來作出裁定 ；而另一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追問的那種罪，在不同的犯罪沖動中存在著的幽暗的精神動機，而這種罪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皆有的秉性。需要注意的是，小說里幾乎所有的人都經歷過審訊，沒有一個能滴水不漏地應對，包括冉咚咚。在最后一章中，她把書房布置成審訊室，邀請邵天偉參與了一場角色扮演秀。邵天偉問她：“你愛我嗎？”這個問題讓冉咚咚陷入了躊躇，她雖然回答了“愛”，卻被邵天偉看出，她并沒有準備好一切去開始一段新的婚戀。而這也幫助她換位思考 ：她和慕達夫的婚姻的癥結出在哪里，她無法克服的近于偏執的精神潔癖原來也抵擋不住情欲和生活自來的消磨。

由此再來看“回響”這個題目，我們會發現，它不但整體上隱喻案件與生活的纏繞形成了彼此的回響，在微觀的對位上，人與人之間也構成一種“回響”的關系。比如冉咚咚和易春陽。易春陽是“大坑案”的直接兇手，他殘忍地剁下了夏冰清的手，但在隱秘的心理世界，這只手是他缺失愛的代償。他將同學謝如玉和印刷廠女工吳淺草合二為一，深陷“被愛妄想癥”，以虛妄的想象作為生活的支撐。而小說中另一位曾陷入精神的譫妄狀態的正是冉咚咚。她在與慕達夫的僵持中，居然憑空構想出一段初戀，一個叫鄭志多的帥氣男孩滿足她所有關于愛的浪漫期待，然而因為“愛”與“責任”的微妙措辭，她拒絕了鄭志多，也讓自己陷入“純愛妄想”中不能自拔。在生活的這條線中，從懷疑丈夫出軌開始，她和慕達夫、貝貞和洪安格，包括邵天偉，他們的生活都被攪擾進來，兩對夫妻更是走向解體。冉咚咚不正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嗎？在生活的“大坑”里，她何嘗不是戴罪之身呢？冉咚咚能破解易春陽的隱疾，抓住沈小迎的隱私把柄逼迫她交代徐山川欲行滅口的事實，除了專業的素養和縝密的頭腦之外，恐怕也離不開令她困擾的焦慮癥和猜疑癥。

我們無意硬套巴赫金復調敘事的理論，不過“回響”本身即包含著復調的意味，而且冉咚咚的確有點類似《罪與罰》中的探員波爾菲里 ? 彼得羅維奇，彼得羅維奇的偵訊依靠的是“對話直覺”，這使他“能深入到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未完成定型的、不見結局的心靈里去”。巴赫金認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對德米特里的審訊，是“偽心理學的最深刻的實例畫面”，偵查員、法官、檢察長法醫、辯護人都看不到德米特里“活生生的、充溢著新生命的內核”，他們看到的是由僵化的心理規律或者習慣而自然的規定了的現成的確定性，所以根本沒有同他構成“真正的對話關系”，德米特里始終游離法庭之外，“他將自己審判自己” 。東西說《回響》把“心理學應用于小說創作”是自己的一次拓展，因而小說也酌情用了一些心理學的案例，但是從始至終都展現出對人的內心進行藝術性觀察的耐心和共情，而不是將人的罪行和罪性抽繹為簡單的心理學概念或公式。

冉咚咚對幾位受審者都進行了兩輪以上的審訊，因為直覺告訴她，第一次審訊中，嫌疑人沒有如實相告。審訊的供詞是小說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或者被處理成獨白，或者處理成對話，在在地呈現了人的“心靈的不可完成性，以及那種特殊的不確定性”。而且如前所述，冉咚咚不但質詢罪人，也像德米特里一樣，借助他人完成了對自己的審判，她給讀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因為東西始終在描寫她“心靈危機的時刻和不能完結也不可意料的心靈變故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