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于當地時間9月26日去世，享年89歲。林西莉，教授、作家、攝影家和漢學家。1961-1962年在北京大學讀書，同時在北京古琴研究會學習古琴。師從王迪等人，并得到管平湖、查阜西等著名古琴演奏家的指導。1971年起在瑞典擔任漢語教師，1978年后為瑞典電視臺做有關中國語言的節目。曾數十次訪問中國，潛心研究中國文化，出版有關中國的著作多部。1989年出版《漢字王國》，深受關注；2006年出版的《古琴》，是她的又一部耗費多年心血的精心之作。 

2016年8月，林西莉在第2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展示自己的著作，這也是她最后一次來中國。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出版家汪家明現已退休，他曾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之后還曾擔任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早在山東畫報出版社任總編輯期間，汪家明與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相識，并于1998年，在國內最早推出她的著作《漢字王國》（原名《漢字源流》）中文版。由于初次合作愉快，再加上彼此投緣，林西莉之后在華推出的所有著作，幾乎都是由汪家明主持出版的：這包括2009年由三聯書店推出的《古琴》，2016年中信出版社推出的《給孩子的漢字王國》，以及是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另一個世界：中國記憶1961-1962》。

汪家明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己是從古琴演奏家王迪的女兒，中央民族樂團古琴演奏家鄧紅那里得知林西莉過世的消息，“應該就是自然衰竭（死亡）。她晚年身體一直不好，腿上有鋼釘，行動也不方便，最后這兩年甚至完全靠瑞典政府照顧。從29歲到北大學習中文，中國就像是林西莉的第二故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每年都要來兩次中國，之前即便是‘文革’還未結束的時候，她也來過。林西莉是瑞典的一位知華、親華派，正因為如此，在瑞典也有一些人反對她。”

“《漢字王國》是林西莉最有名的著作，可以說確立了她在海外漢學界的地位。這本書前后她其實寫了15年，1989年《漢字王國》在瑞典出版，她由此第一次獲得了奧古斯特文學獎（瑞典最高文學獎）。出版后被翻譯為英文、德文、芬蘭文、法文，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漢字的流行讀本，通過漢字也讓世界了解了中國當代社會和傳統文化。林西莉很有才華，特別會講故事，文章寫得好，對藝術的感覺很靈敏。”汪家明現在想起1998年推出《漢字王國》時的盛況還激動不已，“林西莉在瑞典名氣很大。她的老師是瑞典漢學權威高本漢，高本漢的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國內很多古漢語專業的研究生教學都列為必讀書。林西莉還有個師兄，就是馬悅然，兩人都是高本漢的學生。”

汪家明介紹說，當年山東畫報出版社推出《漢字王國》的譯本，是人民畫報社副總編輯李之義翻譯的。“李之義是國內這方面的權威學者、譯者。瑞典文學很多代表作，包括斯特林堡文集都是他翻譯、譯介進中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系學習。后來純粹因為個人喜好，主動翻譯了《漢字王國》。聽說我們要出中文版，李之義又精心修訂了一遍，這才出版問世。”李之義是林西莉最信任的中文譯者和朋友，她另一本獲獎著作《另一個世界——中國記憶1961-1962》，也是由李之義翻譯的。 

林西莉在《漢字王國》中文版扉頁簽上自己與汪家明、李之義三人的名字

回首往昔，一位金發碧眼的瑞典姑娘塞西麗婭曾在1961年到1962年間第一次來中國。“她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對漢字特別癡迷。與字母文字的瑞典文不同，漢字是象形文字，她好奇為什么一撇一捺一點，就能組成一個漢字。不僅在學校向老師求教，還廣泛到社會上去調研。在中國從南到北，走了很多地方。”汪家明介紹說，很長時間以來，如果有人問林西莉家里有多少人，她總是回以中國式說法“四口。”這正是漢語令她著迷的地方，“人”與“口”有關系，人總要吃飽肚子。漢字與現實的生活，與肉體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這是林西莉對于中國文化的第一層領悟。

林西莉回到祖國后，建議在瑞典中學（高中）階段設立漢語課，她一直作為漢語老師，到廣播電臺、電視臺介紹中國文化，講解中國漢字。她將幾十年授課的經驗和思考，集結為《漢字王國》一書。“這本書大概20多萬字，只是精講了200多個漢字，卻用了300多幅圖片。這些漢字都是中國人最早造的字，大都和日常生活相關。比如與人的身體、住房、器皿等有關的漢字，以講故事的方式，分析和描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汪家明說。

《漢字王國》的獨特之處，正是在于把枯燥的漢字變成故事娓娓道來，讀來令人饒有趣味。“比如身體的‘身’字怎么來的？林西莉通過研究甲骨文，發現里面的‘身’字像一個懷孕的婦女倚靠著一棵樹，所以提出‘身’最早是指懷孕的婦女，而且她還找出中國人直到現在，如果一名婦女懷孕了，還會說‘有身子了’，做到了自圓其說。” 

當年在北大讀書期間，林西莉還有另一段傳奇的經歷。原來她在瑞典的時候就會彈魯特琴（LUTE），一種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風靡的家庭獨奏樂器。1961年，在來中國途中，她先是取道莫斯科，在那里又遇到了俄國音樂教授阿倫特。她本來是想來中國學琵琶的，老先生告訴她在中國，只有“古琴”才能夠與玄妙的心靈世界相通，是“圣人之器”。“所以林西莉到了北京，一面在北大學習中文，當時她每天要學習20個漢字，這個任務對于初學漢語的外國人而言就很艱巨了。另外，就是到處訪學，想學習中國古琴，終于找到了位于后海的北京古琴研究會。”汪家明說。

“當年古琴會里的老師可不得了，溥雪齋、管平湖、查阜西等古琴演奏名家破例收下了這個外國學生。古琴會門可羅雀，瑞典人林西莉是古琴會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學生。她的直接授課老師是管平湖的學生王迪，兩個人的歲數差不多，可以說是亦師亦友，結下了一生的情誼。”林西莉本人曾回憶自己在鴿哨回旋的北京，跟著老師學琴的日子，“那個時候我們每天就對坐在一起，在屋子里面的大窗戶前面，每天在彈琴。王迪女士彈的那部琴是唐代傳下來的，我彈的一部琴是宋代的琴。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真的明白當時自己是受到了什么樣的優待。”

像《平沙落雁》這樣的曲子，林西莉并不真心喜歡，她喜歡的是《欸乃》或長篇套曲《胡笳十八拍》這樣有難度的曲子。為盡快演奏它們，林西莉甚至試著根據學鋼琴的經驗，向王迪要求練和弦、音階，這讓王迪大吃一驚。王迪認為這是對古琴的褻瀆，她告訴林西莉，古琴不是練琴的工具，完美精準地彈出一個音不是目的，“它是一面心靈的鏡子，讓彈琴者透過音樂表達人生的領悟，完成自我內心的修煉”。

“老師經常說，只要有那個意思在，表達出彈奏者的內心與自然的呼應、情感的投入就可以了”。林西莉于是在中國藝術中獲得了第二層領悟，“所謂‘哀而不傷’的超越之境，不再迎合自我的情緒，而是與之共處，實現精神上的清平和氣。”

就在林西莉回國前，管平湖告訴她，“你學的曲子不多，回到瑞典后，（學業）中斷下來太可惜了。找個錄音機來，我們把重要的古琴曲目彈一遍，你錄下來回去邊聽邊學吧。”林西莉托人從香港買到一臺當時最先進的，德國產根特牌錄音機，幾位老師彈了23首古琴曲，錄了滿滿一盤磁帶，讓她帶回瑞典。可是她沒有古琴，也買不到，臨別前，研究所贈送給她一張明代的古琴“鶴鳴秋月”，這張有名字的古琴現在說起來當然是文物了。在當年市價卻并不昂貴，也就十幾塊人民幣。林西莉視為珍寶，一直保存至今。

2006年出版的《古琴》，是林西莉又一部耗費多年心血的精心之作。“這是一本由回憶帶入古琴技法和文化導賞性質的書，在我看來，也是那么多介紹中國古琴文化的書籍里最有趣的一本。”1962年回到瑞典后，林西莉忙于教書、結婚生子和寫作，沒想到那盤磁帶一放五十年。直到她2006年寫成《古琴》一書后許久，2014年她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它，興奮不已，可是已經沒有放這種磁帶的錄音設備。她打電話給唱片公司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你無論如何不能在錄音機上放，不然上面的東西就全毀了。請你到我這里來。”三天后他打來電話說，磁帶上錄制的東西得救了，“效果非常好。你想讓我幫你編配嗎？”這些古琴大師的錄音中，起碼有十一首是從未灌過唱片的絕版。她決定把這它們制成CD，與新版的《古琴》一起在中國發行。

汪家明介紹說，2017年新版的《古琴》的中文版還附帶兩張CD，“林西莉找到那盤放置已久的磁帶后，經過專家修復，完整還原出當年21首大師彈奏的古曲。每一首曲子彈奏前，大師們都是親自介紹曲名，比如‘風雷引’是管平湖的學生王迪的聲音，‘漁樵問答’是吳景略的聲音，特別珍貴。”《古琴》中文版推出后，林西莉還邀請王迪的女兒，中央民族樂團古琴演奏家鄧紅去瑞典做了48場古琴專場演出。

在汪家明看來，林西莉還是一位優秀的攝影家。“六十年代初在中國，她去了很多地方，也拍了很多照片。這后來成了她的另一部力作，《另一個世界：中國記憶1961-1962》的寫作由頭。”2016年，第2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期間，林西莉最后一次來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向她頒發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就汪家明所知，林西莉生前最后打算寫作的一本著作是關于中國剪紙文化的，“她最后幾次來華都要跑到陜西安塞去，同當地的民間藝人交流，搜集資料。我還幫她在中國找到許多有關剪紙的資料寄給她，而且一直發郵件問她這本新的著作的進度。我相信，若寫出來一定是一本有獨特觀點又很好看的著作。可惜，這本書還沒有完成她就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