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歌劇舞劇院重排制作演出的經典民族歌劇《江姐》（2021版）劇照

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藝術司、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中國歌劇舞劇院共同出品， 中國歌劇舞劇院重排制作演出的經典民族歌劇《江姐》（2021版）與觀眾見面。作為導演，我的創作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守正創新，二是詩化意象。

民族歌劇《江姐》常演不衰，以藝術的方式向一代代觀眾傳遞著英雄的精神境界與人格力量。這首先因為人們敬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共產黨人，并將這份感情毫無保留地投射到“江姐”這個人物形象上。在這個感情基礎上，歌劇《江姐》的幾代主創精心創排、悉心打磨，在藝術層面達到高水準，尤其在民族歌劇的音樂探索上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就。許多唱段膾炙人口，成為中國民族歌劇極具代表性的經典之作。這其中的精神內涵、劇情結構、人物形象和整體音樂，都是在此次創作中必須守住的“正”。

面對舞臺藝術的新發展，面對被當代舞臺藝術培養出的當代觀眾，還必須創新藝術表達，使歌劇《江姐》能在當代舞臺上繼續煥發藝術光彩、傳遞思想力量、體現經典價值。

創新思路首先來自歌劇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合唱。幾十年來，多個版本的歌劇《江姐》的合唱（包括伴唱、領唱、旁唱）基本都是處于大幕之后。為了讓合唱更好地與角色歌唱、樂隊演奏共同構成歌劇藝術追求的音樂交響化有機整體，也為了讓合唱與人物的情感形成更直觀、更有形象沖擊力和情緒感染力的呼應、襯托、強化，將所有合唱都以形象化、行為化的方式呈現到舞臺上，呈現在觀眾眼前，讓合唱在視覺形象上成為戲劇性場面的一部分，進而讓他們的演唱和表演都成為主要人物乃至全劇的“情感性背景”。

比如，江姐在去華鎣山的路上，得知丈夫彭松濤犧牲的消息，在響起彭松濤演唱《紅梅贊》的歌聲時，觀眾第一次看到了彭松濤的形象；全劇開篇《川江號子》中出現的三峽纖夫的群體形象、多個場次的開場領唱、充滿藝術趣味的川劇式“幫腔”等，都用不同方式處理為舞臺上的戲劇性場面。《江姐》合唱的場面化、戲劇化處理，集中體現在劇中多次隨著江姐大段唱腔時隱時現的合唱伴唱，它是歌劇音樂結構的呼應推進，更是江姐內心情感的襯托強化。盡量將合唱表達的音樂情感，呈現為一種舞臺視覺形象，這樣不僅使合唱的聲場效果有層次，更使人物的情感表達有厚度，以體現出歌劇藝術應有的聽覺視覺的雙重震撼力和情感沖擊力。

這樣的合唱場面處理，為歌劇《江姐》帶來了與過去不同的整體美學格調。新版民族歌劇《江姐》呈現的舞臺形象，不僅是再現戲劇情節發生的外部環境，也是呈現具有主觀表達的寫意空間。這樣的舞臺，在必要時能把人物情感和整體演出的情感進行寫意性的外化，從而形成一種“詩化意象”。

比如，劇中《繡紅旗》一場，隨著音樂，一條巨大的紅綢從舞臺頂部降落，強化、外化、詩化了江姐與獄友們對新中國的向往、對全國解放勝利的喜悅，江姐的歌唱以及身后獄友們的合唱，在長長紅綢的映襯之下，形成了富有詩意的舞臺意象。再如，全劇結尾，江姐大義凜然走上刑場，在宏大激昂的《紅梅贊》合唱聲中，大面積的梅花從高大石墻中“生長”出來，形成詩意化的“梅花墻”。

我一直認為，歌劇是一門更具詩性的演劇藝術，而歌劇導演的創作本質，就是要將音樂形象轉化為戲劇場面、人物行動，為線性的聽覺形象賦予立體的視覺形象。歌劇，尤其是現在大力發展的民族歌劇，應該在文學內涵、音樂形象和舞臺表現等關鍵創作環節中，對詩情、詩意、詩境、詩格有更多的自覺追求。這是民族歌劇在時代發展中展現民族風采、民族氣派的創作關鍵。

在守正創新中營造“詩化意象”的新版民族歌劇《江姐》，希望它既能贏得觀眾長久喜愛，也能滿足觀眾的新期待。

（作者為國家一級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