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魯迅，重讀他關于文學批評的見解，一方面我們能攬鏡自照，見鑒自省，另一方面我們能從他那里獲取批評的洞見、啟示和勇氣。

百年之前的文學與文化境況，與今日有一定的類似性，新文學新文化與舊文學舊文化雙重并置，“而且舊的一重已是現實的強勢存在，新的一重還只是觀念大于實踐、理想大于現狀的弱勢存在”（李林榮語）。在此之際，魯迅先生驀然出現，作為文學家，他的創作實踐為新文學運動提供了鮮活樣本；作為文學批評家，他的批評觀念和批評精神為新文學、新批評的產生推波助瀾。重讀魯迅，重讀他關于文學批評的見解，一方面我們能攬鏡自照，見鑒自省，另一方面我們能從他那里獲取批評的洞見、啟示和勇氣。

魯迅關于文學批評的文字大多分散在各種雜文、書信和序言之中，數量不多，有時幾篇小文章，有時三言兩語，但滿紙真知灼見，見解獨到深邃，論述也是縱橫捭闔，曉暢明白，筆下生輝，地道的“魯氏風采”，讀來暢快通透。這些散落的批評文字看似信手拈來，隨性而作，也無大的理論野心，實則不然，這些凝聚著魯迅批評思想的結晶，有著一套完整的結構體系和精神體系，對文學批評的主體、特點、標準和方法都有論及，雖不見長篇累牘的高頭講章，但體系暗藏，刀鋒畢現。

魯迅這些寫于百年前的文字今天讀來仍不過時，仍然閃耀著強大的生命力。為何如此神妙？蓋因這些文字把握住了文藝批評的本質和特性；蓋因這些文字在改造中國文學的策略和方法上完成了新文學批評的建構；蓋因這些文字的風格力量或者美感使新文學批評得以流傳。這正是我們今天的批評和批評家所迫切需要吸取的營養。

魯迅將文學批評置于很高的位子，他認為批評是促成新文藝產生的重要力量，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寫道：“必須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正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這才能夠使文藝同批評一同前進”。由此反觀，在呼喚與新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新文學的今天，我們的批評是否做到了如魯迅所說的“真切”？是否做到了帶領文藝“一同前進”？

百年前，魯迅對他所處時代新文藝發生的路徑作了預判和概括，他說：“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沖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于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由此看來，新文學的蝶變雖讓我們苦痛，但總該充滿希望和期待。

在這樣一個時期，魯迅對批評家寄予厚望，批評家不能不作為，不能袖手旁觀，批評家“仍然有是非，有愛憎”，而且“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魯迅的主張異常明確，在新文學未發生而將發生之際，評論家更要有傾向性，有愛憎，是是非非，旗幟鮮明。

如此讀來，我們似乎觸摸到魯迅的批評精神了：真切、有傾向、有愛憎、全面客觀。

讓我們驚嘆的是，魯迅對百年前文藝批評現象的揭示和抨擊仿佛是針對我們當下的。比如：

有的批評絕對化，求全責備，“首飾要‘足赤’，人要‘完人’，——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抓住一點否定全書，否定整個作家。魯迅認為這樣要不得，這樣“許多作品被否定，許多作家將擱筆”，主張批評要全面客觀。

有的批評以偏代全，尋章摘句地“吹噓或附會”，結果讀者被誤導，“還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主張評論要“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全人”。

有的批評“常流于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魯迅反對用一個狹窄的圈子去套作品，“合就好，不合就壞”，這樣有礙于文學的發展。有的批評“是惡意的批評”，魯迅稱這類批評家為“不平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上馳馬……遭殃的是嫩苗”。魯迅認為這樣的批評是戕害作者，很害人，可以置之不理。

對于那些把正當的批評歪曲為“捧和罵”的論調，魯迅尖銳駁斥，他說：“其實所謂捧與罵者，不過是將稱贊與攻擊，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為英雄，說娼婦是娼婦，表面上雖像捧與罵，實則說得剛剛合式，不能責備批評家的。”魯迅精辟指出，“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

對于有人批評批評家圈子意識濃烈，“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套”。魯迅認為沒有圈子的批評家是不存在的，指出“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提出了批評的標準：美的圈、真實的圈、前進的圈。

如此的批評現象，我們至今決絕了么？對標魯迅，我們的評論之路崎嶇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