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一份啟發民智、思想啟蒙的雜志，文藝氣息的逐漸濃厚乃至終使文學革命“顯示了靈魂的深”，完全仰賴周氏兄弟的加入。特別是，魯迅率先以新文學的創作實績，釋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觀念先行的勢能，這離不開他幾乎獨攬的《新青年》小說欄，所謂“一篇一個新樣式”的魯迅現代小說是如何在《新青年》次第出場的呢？

實際上，《新青年》第一卷即《青年雜志》時期即刊登小說，但均為譯作，如連載的陳瑕譯屠格涅夫小說《春潮》，節選了《初戀》的部分章節。從第二卷即改名為《新青年》開始，三四期接連刊登蘇曼殊的《碎簪記》，此后，直到四卷五號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讀者忽然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魯迅，署在同樣有陌生化之感的《狂人日記》題下。

這是《新青年》第一次發表國人自己創作的白話小說。之后是一年的沉寂。1918年下半年的第五卷，喜歡讀小說的讀者看到的將全部是周作人的譯筆，沒有哪怕一位新作者步魯迅后塵，在《新青年》文學園地帶給大家新鮮赤誠易懂的中國故事。當1919年的《新青年》六卷廣泛發行后，魯迅的名字多起來，一號三號的隨感錄、四號的《孔乙己》、五號的《藥》，犀利的文明批評而外，那個吸引人的虛構藝術世界，帶著江南水鄉紹興特有的氣息，更帶著中華民族熟悉的種種文化特征，清晰地浮現在世人面前。

從發表數量上講，《新青年》所刊登的小說遠遠不及新詩及雜感，全部九卷五十四期只有八篇小說創作，其中，魯迅就占了五篇，后全部收入小說集《吶喊》。連魯迅自己都說，“《新青年》此外也沒有養成什么小說的作家。”（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創作的這五篇白話小說每篇的編發記者不同，《狂人日記》為劉半農，《孔乙己》為胡適，《藥》為李大釗，《風波》為陳獨秀，《故鄉》為陳望道，給人一種思想投契、密切配合之感，充分證明了“魯迅”的誕生乃同人雜志的培育和養成。

魯迅最初接觸《新青年》大約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彼時許壽裳送其幾冊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志》，并說“這里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1917年1月19日，魯迅將10本《青年雜志》寄給還在紹興的二弟周作人。直到1917年，《新青年》由同人輪編，錢玄同多次來到紹興會館與談，才激起了魯迅的創作熱情，積極投入到同人營壘中，策劃、撰稿、翻譯，鼎力支持。所謂以“敲邊鼓”的方式徘徊于《新青年》周邊的自謙，乃一種文學筆調，現實中，魯迅在教育部僉事、通俗教育委員會小說股主任的官員身份而外，以北大教授周啟明兄弟的身份介入新文化陣營，以獨特、持久的個性方式成為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傳統的中堅力量。

1918年4月份，魯迅開始寫《狂人日記》，一個月后迅即問世。通常大家都認為《狂人日記》是錢玄同催生并經其手發表的。實際上，這一期的輪值記者為劉半農，而實際操作中很可能仍是錢玄同劉半農合編。

《狂人日記》使《新青年》的1918成為劃時代的分水嶺，而1919同樣值得期待，這年冬天，魯迅又寫了第二部白話短篇小說《孔乙己》，他沒有急于寄出，而是放了一個冬季，來年春天的3月10日，才將這篇四千余字的小說抄正，交給周作人，連同書信轉交高一涵。4月份，《新青年》六卷四號當期發表。

幾乎是在《孔乙己》發表的同時，1919年4月20日，魯迅給還在日本的周作人寫信，要其代購蘇俄作家安德烈夫的小說。據4月25日日記，“夜成小說一篇，約三千字，抄訖。”即指《藥》。28日，魯迅將《藥》的抄稿寄給錢玄同，請他幫助修訂標點符號，并轉交編輯人。5月份，《藥》發表于《新青年》六卷五號，當期記者李大釗。

魯迅1920年8月2日被聘為北大講師時，陳獨秀已經去職，《新青年》的同人色彩亦開始轉變。不過，當年3月11日，陳獨秀曾通過周作人轉告魯迅“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8月5日夜，魯迅在八道灣11號寫完《風波》，6日接到馬幼漁送來北京大學聘任其為國文系講師的聘書，7日“上午寄陳仲甫說一篇”，這是魯迅日記中第一次提到陳獨秀的名字，“說”即《風波》。陳獨秀收稿后，于8月22日給周作人寫信，對《風波》表示“五體投地的佩服”，許諾“在一號報上登出，九月一號準能出版。”9月《新青年》八卷一號果然刊登。陳獨秀甚至直接建議魯迅將發表的小說“集攏來重印”。（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致周作人）其實，分裂后的《新青年》所刊隨感，魯迅最佩服的也是陳獨秀，贊嘆“惟獨秀隨感究竟爽快耳”。（1921年8月25日魯迅致周作人）陳魯二人之間雖終生未曾謀面，只有文字之交，卻是惺惺相惜，深深共鳴。

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離滬赴粵，定下《新青年》的編輯方針為“稍改內容”“趨重于文學哲學”，爭取“北京同人多做文章”。其實，北京同人的支持者只有周氏兄弟。1921年2月8日上午魯迅“寄新青年社說稿一篇。”說稿即《故鄉》。《故鄉》的發表乃陳望道踐行陳獨秀編輯方針的產物，以示《新青年》仍具文藝色彩。1921年的《新青年》編輯部已呈分裂之勢。發表于九卷一號的《故鄉》，以后來進入中學生教材最早最廣泛的影響力為該雜志的小說創作園地畫上了句號。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