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攝于麗茲酒店”的照片，其實是在攝影師奧托的工作室拍攝

《方舟與白鴿：普魯斯特 影像集》 [法]帕特里西亞·芒特-普魯斯特 米蕾葉·納杜蕾爾著 張新木譯 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

這本關于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影像集取名《方舟與白鴿》，當這兩個在西方傳統文學語境里喻示著光明和希望的詞語出現在普魯斯特的世界里，卻被覆上一層揮之不去的哀愁。正如他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歡樂與時日》前言中所說，他從小為諾亞的命運悲哀。諾亞被困在方舟中的意象讓普魯斯特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因為體弱多病，他總是被禁錮在家中。而他的母親則像白鴿，帶來外界的消息。

“我擺了一堆可笑的姿勢”

有兩種不同的方式打開這本集子。

第一種，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對以《追憶似水年華》（以下簡稱《追憶》）為首的普魯斯特所有作品的現實補充。那些在書中提到的場所和人物有了原型：我們在第115頁看到夏爾·哈斯，他是斯萬的原型；蓋爾芒特夫人的原型、一頭黑發的施特勞斯夫人在這本集子里不止出現了一次……這些照片和繪畫讓我們的想象在順著他的時光之河流淌時，有了實際的載體。

第二種，你也可以將這本影像集純粹看成對一個人一生的回顧，其人生的各個階段幾乎都以影像方式得以呈現，雖然難免給人以浮光掠影之感。除了普魯斯特本人，還有一些和他人生發生過千絲萬縷糾葛的重要人物也出現在書里。我們或許可以講講這些影像背后的人和事，就從第119頁普魯斯特坐在被認為是麗茲大酒店的長椅上那張不朽的照片開始吧。

該頁所選取的是一組至少四個姿勢的照片系列中的兩張，由奧托拍攝，其中一張原圖在蘇富比舉行的一次拍賣中以21250歐元被拍下。長期以來，它被廣泛認為攝于麗茲大酒店，在普魯斯特的曾侄女帕特里西亞·芒特這本原著里也如此標識，但其中存在一個明顯的矛盾：照片攝于1896年（另一說為1895年），而麗茲大酒店直到1898年才開張。

因此一個更現實的假設是，這張照片其實是在位于瑪德萊納廣場的奧托工作室中拍攝的。而這似乎可以從他在1896年寫給好友呂西安·都德——著名小說家阿爾方斯·都德之子的信中得到佐證。“您要我寄一張在奧托那里拍的照片給您嗎。”普魯斯特寫道，“不，您最好還是自己來選，我擺了一堆可笑的姿勢”。

“我一點都不理解他的作品”

人們一廂情愿地將照片拍攝地點當成麗茲大酒店，這不是一個荒唐的錯誤，因為普魯斯特和它太密不可分了。沒有麗茲，就不會存在《追憶》。

1898年開張的麗茲大酒店是典型的“美麗年代”的產物。后來的人通常將法國在色當戰役中戰敗的1871年視為其開端，而1918年一戰勝利后的那幾年則是收梢。這段歌舞升平的時期，沙龍文化在巴黎再度興盛。而相比巴爾扎克時代，“美麗年代”的沙龍雖然仍是上流人物的陣地，但這一人群的定義不再局限于貴族。暴發戶們終于不必再像紐沁根那樣削尖腦袋為自己掙得一個貴族頭銜，而政客、高級公務員等在這里也受到歡迎。

雖然“美麗年代”的沙龍已打破了階層的局限，但這仍是一個需要被引薦才能進入的圈子。普魯斯特對于上流社會很早就流露出一種近乎偏執的迷戀，“附庸風雅”成為貫穿他一生的標簽。在孔多塞中學求學期間，他就通過同學比才（作曲家比才的兒子）和拜尼埃爾進入了由施特勞斯夫人（比才的母親）和拜尼埃爾夫人舉辦的沙龍。

在各個沙龍的輾轉中，普魯斯特在1889年來到了加亞維夫人的沙龍，并在那里認識了他生命中一個不可回避的男人——文豪阿納托爾·法朗士，后者當時的身份是夫人的情人。本書第108頁有對于兩人交情的簡介。1896年，當普魯斯特出版第一本作品《歡樂與時日》時，法朗士為其作序。

但這篇序言對于提攜普魯斯特的創作生涯沒起到任何作用，因為所有人都在談論法朗士，這本書的價值變得微乎其微。而從序本身的內容看，法朗士對于自己年輕朋友作品的文學性并不欣賞，他更多把普魯斯特當成一個交好的朋友，而非一名真正的作家。事實上，法朗士直到去世也沒真正喜歡過普魯斯特的作品。在他80歲高齡，而普魯斯特也已去世后，法朗士這樣談及他，“我一點都不理解他的作品……我努力嘗試去理解，但我做不到。但這不是他的錯，而是我的錯。我們只能理解自己的同輩人……”

出版《歡樂與時日》后的整整17年間普魯斯特沒有再發表過著作，直到1913年《追憶》的第一卷問世。法國文學界很多聲音認為，17年正是普魯斯特用來徹底擺脫法朗士對自己影響的時間長度。但這不是法朗士的錯，在《歡樂與時日》出版2年后，兩人的友誼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甚至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巔峰。

“《追憶》的出版困擾著我”

發生在19世紀末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由于以左拉為首的知識分子介入而震動世界。回到1898年6月1日的晚上，這既是麗茲大酒店開張之夜，也是德雷福斯事件進入如火如荼階段的晚上。就在麗茲開張前一周，左拉因為寫了那篇驚世駭俗的“我控訴”而被以誹謗罪上訴，在法庭接受審訊，當時的普魯斯特帶著三明治和咖啡前去旁聽。

1898年6月1日這個細雨濛濛的晚上，當一身時髦打扮的普魯斯特前往旺多姆廣場15號參加麗茲大酒店開張典禮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撕裂的。早在幾個月前，他已經加入3000人聯名上書請求赦免德雷福斯的行動。這既是出于他的知識分子良心，也是因為他自身的一半猶太血統。然而普魯斯特對于德雷福斯的支持，讓他不得不和自己多年來煞費苦心躋入的上流社交圈價值觀背道而馳。他的恩主孟德斯鳩伯爵對他的態度急轉直下，這個晚上兩人都在麗茲的開業沙龍，但伯爵故意回避了他。孟德斯鳩后來也被寫進了《追憶》，成為夏呂斯的原型。他因此被氣得臥床不起，并在一封信中承認，“三卷小說（《追憶》）的出版困擾著我。”他的身體再沒有復原。

當自覺被上流社會排擠的普魯斯特悵然若失之時，法朗士和他堅定地站在同一戰壕，這對于他不僅是安慰，更是其戰斗力量的來源。可惜的是和普魯斯特一生中的很多友情一樣，這段師徒關系最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人們普遍相信，《追憶》里貝格特的原型就是法朗士，這也被視為普魯斯特對老文豪的一次間接清算。本書第158頁到160頁用了些篇幅介紹普魯斯特描寫貝格特之死時的構思，事實上，他幾乎是最后修改完貝格特之死就去世了。在一些評論家看來，這是法國文學史上一次經典的“弒父”行動。

“他被迷得神魂顛倒”

普魯斯特在人際交往中展現的形象常常是薄情的，但他有自己的長情，這體現在他數十年如一日對于麗茲大酒店的忠誠上。

距離1898年的麗茲開張之夜過去近20年后，此地仍然是普魯斯特出入最頻繁的場所。但此時，陪伴他身邊的人成了讓·科克托。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上空頻繁遭受轟炸威脅，而麗茲依然燈紅酒綠。在《旺多姆的麗茲》里，作者提拉·馬奇奧告訴我們，“他（普魯斯特）當時正被在這里擁有豪華套房的羅馬尼亞公主蘇卓迷得神魂顛倒，積極參加公主舉辦的每一次沙龍。而科克托則扮演著這一切的清醒的旁觀者角色”。

普魯斯特和科克托相識于1910年，當時前者40歲左右，后者差不多20歲。盡管歲數相差懸殊，但他們之間巨大的相似讓普魯斯特感嘆兩人的靈魂如同鏡中人般孿生。他們幾乎立刻成為密友，普魯斯特完成《追憶》第一卷后，科克托一直費心費力為他尋找出版商。這本著作屢屢遭拒，最后是由格拉塞出版社勉強同意由普魯斯特自費、刪節出版。

在當時拒絕《追憶》的出版社中，就包括后來鼎鼎有名的伽利瑪。出版社的冷淡和以紀德為代表的《新法蘭西評論》核心成員們對此書發表的負面評論有關。但紀德本人于1914年向普魯斯特致歉，致歉內容可參見本書第173頁。據說，科克托在這種態度的轉變中起到了極大影響，而普魯斯特對此也十分感激。

但隨著一戰進入尾聲，兩人終于還是漸行漸遠。據阿爾諾在《普魯斯特對陣科克托》一書中透露，經歷一戰歸來的科克托在文學風格上發生了巨變，他創作的《好望角》明顯呈現出一種黷武傾向，對此普魯斯特并不欣賞。而在科克托看來，他曾經不遺余力地幫助普魯斯特對抗文學界，但當他需要這名前輩的幫助時，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他們從未正式決裂，但兩人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

“兇殘的蟲子蟄死了自己”

1907年，普魯斯特搬到奧斯曼大道102號。此后，他在這度過了12年時光。

從這里去麗茲大酒店，步行只需10分鐘。寫作之余，他的一大愛好就是在麗茲大宴賓客。據茨威格在一篇文章中的描述，“他以他的好客和數目巨大的小費而聞名，他給的小費比美國百萬富翁給的十倍還要多……”茨威格由此感嘆，普魯斯特“用自己的殷勤和大方贏得了整個巴黎。”

但我們無從得知友誼在普魯斯特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他的朋友們似乎都受過他嚴重的傷害。呂西安·都德有一次寫信給科克托哀怨地提及普魯斯特，“馬塞爾很棒，但這也是一只兇殘的蟲子，您有一天會理解的。”而科克托后來也承認，“聽到普魯斯特談論友誼，讓人很不舒服，友誼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普魯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奮筆疾書中度過，到了日夜顛倒的程度。1922年9月，幾次哮喘的發作徹底損壞了他的身體。普魯斯特很偶爾才離開自己的房間，那通常是在結束了一天工作后的凌晨4點。這時，他會去麗茲大酒店里進食當天的晚餐。但隨著時間推移，他越來越疏于出門。據記載，他最后一次出門是1922年10月。這次出門讓他著了涼，患上感冒，但他拒絕接受治療，也不讓弟弟羅貝爾照料自己。管家塞萊斯特·阿爾巴萊——她和丈夫奧迪龍·阿爾巴萊也出現在這本集子里——晚年在她的回憶錄《普魯斯特先生》中寫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個月里，他幾乎只喝飲料：一點牛奶咖啡，但主要是麗茲大酒店里的新鮮啤酒，每天由忠誠的奧迪龍去買了來。

1922年11月18日，油盡燈枯的普魯斯特永遠閉上了自己熱衷于觀察的雙眼。他死后的遺照為著名攝影家曼·雷所攝，在本書第92頁、93頁可以看到。而曼·雷當時正是在科克托的要求下拍下了這張照片。在逝者的床邊，科克托似乎理解了呂西安昔日所作“兇殘的蟲子”的比喻。他說，“他蟄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