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他沒有辜負魯迅的囑咐 更不愧為魯迅的兒子——紀念周海嬰先生逝世十周年

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之時，不由得使我們想起魯迅先生的獨子周海嬰。時間過得真快，海嬰同志已經離開我們十年了。

我因工作關系，與魯迅家人結緣。我親眼送走了魯迅的五位親人：魯迅的夫人許廣平、魯迅的三弟周建人、魯迅的侄女周曄、也見到了周作人的最后一面、十年前又送走了魯迅的兒子周海嬰。

我見到魯迅的親人一個一個離我們遠去，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凄涼感。特別是周海嬰同志，我與他聯系最多。記得1968年在許廣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到許先生家吊唁，海嬰同志出來接待我，在交談中我談到我用小本記錄了許多問題，準備向許先生請教的，沒想到現在一切都來不及了。當時海嬰同志還安慰我說：“當人活著的時候，總覺得什么都來得及，不會料到事情的突變。”十年前的4月11日我送別海嬰同志的那一刻，我又清晰地想到那一天，那一刻，同樣感到，這“一切都來不及了……”

當年海嬰同志去世的消息來得很突然，使人們感到既震驚又惋惜，我總感覺海嬰同志還活著，他還精力充沛地張羅著要編輯和出版的書籍，還想著有許多工作和很多事要去完成……海嬰同志是一位不知疲勞、忘我工作的人，對一些事情他都很較真，不弄清楚他是不會罷休的。他對父輩的事業確實是盡力盡責的，從不懈怠。

我想說一說我所了解的海嬰同志。

為了保存魯迅的大批文物和藏書，他們母子吃盡了苦頭

周海嬰同志的一生是對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首先是保存了魯迅的遺物。這有許廣平先生的功勞，更有海嬰同志的功勞。在上海淪陷時，他還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幫助許先生把魯迅重要的手稿四處收藏。

那時他們生活困難，住在霞飛坊64號，原住三層樓，后來兩層都租給別人，母子倆搬到三樓。這里又住人又放書。海嬰同志曾和我聊起，有一天晚上許先生出去開會，讓海嬰看家，他坐在床邊，正要打盹，看到床前的書箱正向前面傾斜，他本能地向床里邊一跳，頃刻間，書箱就倒下了，正砸在他坐的地方，等許先生回來一看，鐵管兒的床架都砸彎了，小海嬰險些遭難。為了保存魯迅的大批文物和藏書，他們母子是吃盡了苦頭。

新中國成立后他和許先生將全部手稿、遺物、故居都獻給國家，保存在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四個紀念館里。這些遺物數量很大，可以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中能保存這樣多遺物的，可能只有魯迅一位吧！這些文物是我們國家千秋萬代的財富，價值是無法估量的。這是他們母子的功勞，所以在1950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的褒獎狀中就寫明：“許廣平先生暨其子周海嬰君以魯迅先生故居全部捐獻人民政府……”獎狀最后還寫到：“魯迅先生是我國偉大的人民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茲許先生暨其子周君把他的故居和生前的文物公諸人民，使人民得以永遠地參謁紀念。這種愛護魯迅愛護人民的精神足資矜式，特予褒揚”等語，其中就明確提到海嬰同志。

在許廣平先生去世以后，海嬰同志還主動地將家中尚存的魯迅手稿捐贈給博物館，其中有魯迅輯錄的《易林》手稿，404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修改本，是1933年9月《中國小說史略》第九版，書上有多頁魯迅修改的手跡。這也是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略》的最后修改本，在這之前是鮮為人知的，這樣1935年6月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第十版，就是此書最后的定本了；他還將魯迅題贈許廣平的18冊魯迅著作版本捐贈給博物館，在這18本書上都留有魯迅對許廣平各種不同的稱謂，是研究魯迅與許廣平的最珍貴的史料文物。當年魯迅博物館只給海嬰同志一紙收據，沒有任何儀式，也沒有特別的答謝。海嬰同志做出了貢獻，祖國感謝他，人民感謝他，子子孫孫都會感謝他的。

有的問題在我活著的時候不弄清楚，等將來我死了就要以訛傳訛了

海嬰同志對發展魯迅研究事業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成績卓著。正如在他的悼詞中所說：“周海嬰同志是新時期魯迅精神的傳播者。”他出版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魯迅和魯迅以后五十五年間的歷史，是研究魯迅、許廣平、周海嬰以及那個時期社會變遷的第一手資料。

海嬰同志也是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動家，多年來他積極參加國內外有關魯迅的紀念活動，影響極為深遠。特別是，在魯迅研究事業受到“四人幫”的阻撓時，他上書毛主席，毛主席親筆作了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毛澤東 十一月一日。”為此，魯迅研究工作得以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北京魯迅博物館成立了魯迅研究室，出版了史無前例的《魯迅手稿全集》，并將魯迅博物館列為中央國家單位。海嬰同志本人擔任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顧問，而后又被聘為魯迅博物館名譽館長。

在魯迅研究的工作上，海嬰同志是非常尊重史實的，既嚴謹又求真。他不只一次和我談到，如果有的問題在我活著的時候不把它弄清楚，等將來我死了就要以訛傳訛了（當時我還覺得他說得太遠了）。

海嬰同志從不放過對史實的考證。如1988年他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一篇署名周燕兒寫的《魯訊亦擅刻印》一文，該文將《蛻龕印存》作為魯迅的文章來論證，并大談魯迅刻印。他為此寫信給我說：“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真十分吃驚，竟有人這么地隨心所欲亂捏造魯迅。而且還用‘周燕兒’筆名，似乎與周家有什么關系。”為此他還專程找王蘊如嬸母證實，還讓我寫文章登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去澄清。

還有關于魯迅的棺木到底是誰買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海嬰同志都一一考證，求得史實的準確。再如為弄清“文化大革命”中魯迅手稿遭遇的真相，他曾到監獄去找戚本禹，也曾訪問過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同志等等。他也曾非常仔細地多次糾正我寫的稿件中史實的不準確，如1995年我在紀念許廣平先生的《許廣平》一書中寫了一篇《難忘的恩澤 永遠的懷念》，海嬰同志在臺灣看到這篇文章中的錯誤，特意寫信給予糾正，信中寫道：“由于我們沒有在京寓，使妳不能核對一些日期，在第96頁11行、17、18行之中，1967應是1968，‘同仁’醫院應是‘北京’醫院”（見海嬰信1）等等，對于這些不準確的提法，他都從不放過。

海嬰信1

另一方面，他看到你的成績也熱情地給予鼓勵，如他看到我與楊燕麗寫的《從魯迅遺物認識魯迅》一書，就寫信給我們，信中寫道：“你們寫的書極好。幾個兒女每人一冊，如果還有可能，望再給我二本，予先謝過。”（見海嬰信2）

海嬰信2

為了核實一些問題，海嬰有時還會這樣問我：“我媽媽是怎樣說的？”聽到這樣的詢問我很感動，這都反映海嬰同志對待事業、對待工作的嚴謹認真的作風。

海嬰同志再一個貢獻就是攝影，他終生愛好攝影。1943年海嬰十四歲時，用母親從別人那里借來的方匣鏡箱開始學攝影，有近七十年的攝影經歷，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如1948年從香港回來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侯外廬、沈志遠等人在旅途中的照片等等，都是十分珍貴的。還有許多各個時期反映人民生活的照片更是非常難得的。實踐證明，記錄歷史最好的見證之一就是照片。他曾將自己的作品編輯出版了《鏡匣人間》《朝影夕拾》等。2009年在國子監為慶祝他八十誕辰舉行的攝影展，更是他攝影成就的最好展示。

“魯迅的兒子”這個事實使他受到不少制約，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無端的指責

海嬰同志不愧為魯迅的兒子，他為人光明坦蕩，實事求是，不屈不撓。為弘揚魯迅的事業盡心盡力，在重病中仍關心《魯迅大全集》的出版。海嬰同志作為魯迅的兒子，他的一生是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的。但從另一方面講，我又深感海嬰作為魯迅的兒子是很不易的。這并不像媒體所說的，他是在“魯迅的光環”照耀下，似乎是像現在的“富二代”享受著父輩的榮華。相反的，“魯迅的兒子”這個事實，或者說這個“頭銜”使他受到不少制約，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無端的指責。

我僅舉他生活中的幾件大事：1948年他和母親許廣平從香港到解放區后，當時的東北書店因曾出版《魯迅全集》和魯迅著作，給他們補付了稿費，開了一張支票，付給他們294萬元（舊幣）。這事如果發生在上海，他們是會理所當然地收下，但在解放區的沈陽，他們深感和國統區不一樣，因而一而再地表示不能收，但出版社反復來勸說，他們母子又提出捐贈，但回答是公家不好辦理，最后是馬敘倫先生表示，請許大姐一定收下的要求，他們才將這筆款收下。對于捐贈的事，他們想下一步自己處理。

于是第二天從交際處要了一輛車到銀行將款取出，這些現鈔足足裝了半麻袋，因當時鈔票貶值，便用通用的辦法將現鈔兌成金條（共兌了五根）。可是到了第二天海嬰與許先生到餐廳用餐時，突然發覺人們的表情就不一樣了，誰也不理他們，他們這一桌很長時間沒人來坐，直到最后來了幾位老者才坐滿了。這個場景使他們母子感到極大的尷尬，海嬰說他們當時是處于被誤解和受屈辱的氛圍中，多少年之后仍感到那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事后又經過他們多次請示，組織上才同意他們將這五十兩黃金捐給魯迅文藝學院。

再有關于卅萬元魯迅稿酬事，幾十年來也鬧得沸沸揚揚，有人說：當年許先生和海嬰同志曾表示過不要這筆稿費了，為什么現在海嬰又要了？

事情是這樣：1958年解放后第一版《魯迅全集》出版后，馮雪峰同志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名義，多次勸說許先生收下這筆稿費，許先生也多次表示堅決不收。馮雪峰同志十分為難，向周恩來總理請示辦法，總理意思還是勸說許大姐收下。后來行不通時，總理又提出“以魯迅稿酬的名義將款從出版社提出，悉數存人民銀行，以備將來母子需要時取用”。

但事情發展到1968年許先生逝世后，情況有很大變化。許先生去世后不久，國管局讓周海嬰一家搬出景山東街7號（可以理解，這是制度），于是，海嬰夫婦帶著四個孩子搬到三里河三區一幢五層建筑的二樓。我曾到那里去看過他們，住所極其簡陋，屋內沒有什么家具。馬新云老師曾告訴我，他們搬過來不幾天，因下水道堵塞，糞便往上冒，整個屋里都流滿了糞便和污水，實在是狼狽不堪。后來又得知亦斐和令一都得了肝炎，海嬰同志身體也不好了。

那時海嬰同志和馬老師二人的工資加起來才一百二十四元，養活六口人還要治病，確實困難。我從在廣電部工作的韓文同志那里得知，廣電部當年每月還給他們一定的生活補助，但他們的生活依然很難維持。后來我又從姜德明同志那里知道，王冶秋同志為此事十分著急，在一次和周總理在機場等外賓時，冶秋同志把此事告訴了總理，總理當即指示：從那卅萬稿費中提出三萬元給他們救急，并把海嬰同志的醫療單位轉到北京醫院。這樣似乎是暫時解決了他們的困難。

后來孩子長大了，因身體不好耽誤了學習，未考上大學，待業了。無奈時也曾找過博物館，請給幫忙安排工作，那時可能是弓濯之同志主事，認為不好辦，沒有給解決。以后是中組部給他出了一個主意，用爺爺的錢資助孫兒，想用那余下的二十七萬讓他的孩子以“公派自費”的辦法到日本去留學。這之中又經過好多的周折，最后是胡耀邦、陳云等領導同志都發話了，才將那二十七萬交給他們，讓幾個孩子到日本去留學。

當時社會上的輿論也是很多，海嬰是頂住了這些壓力，泰然處之。

海嬰同志也幾次為稿酬事將人民文學出版社告上法庭，對此事我也曾不理解過。但仔細想想海嬰的勇氣也是值得佩服的，他是敢于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無論結果如何，這種精神是可敬的。

再有就是令飛與臺灣的張純華女士結婚的事。這并非沒有先例，對于普通人來說，也不會是什么問題。正因為海嬰是魯迅的兒子，令飛是魯迅的孫子，所以事情就變得非常復雜，當事人就到了不可饒恕的地步。那時已是1982年了，而非“四人幫”時期。為此事海嬰當時的領導對海嬰頒發了三條紀律：一是最近時期不可會見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二是要與兒子劃清界限，斷絕父子關系；三是暫不準出國。對馬新云老師則是停止了她的教學工作，直到四年后的1986年。

這些對他們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重壓，確實是一般人難以想象，更是難以承受的。事實上張純華女士也并非那時謠傳的“臺灣方面訓練有素的女特務”，她的父親也并非政界人物。相反的這位張純華女士確是一位既現代又傳統、既樸實又能干的女子，她的父親只不過是一位經商之人。在真相大白以后，海嬰夫婦對這些卻依然能夠泰然處之，這也是值得欽佩的。

海嬰同志的一生確實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經歷了許多溝溝坎坎，也受到了種種的考驗和洗禮，但他仍堅強面對，不氣餒，不膽怯，不停地工作著。事實證明，他沒有辜負魯迅的囑咐，更不愧為魯迅的兒子，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