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新著《這樣的魯迅》，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向青少年朋友講魯迅故事，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介紹魯迅的人生歷程，感受他的思想和精神，欣賞他的各類作品，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心愿。網(wǎng)絡(luò)發(fā)達的今天，魯迅不但沒有被淡化，反而有成為網(wǎng)絡(luò)熱點的趨勢。講魯迅的趣事，談魯迅的逸聞，推魯迅的“金句”，是年輕人在網(wǎng)絡(luò)上喜歡做的事之一。每當在生活里遇到、看到、聽聞到某件事，總有人會問，如果魯迅還在，他會怎么說、怎么看。關(guān)于魯迅的種種討論、爭論總是不斷。從這一個側(cè)面足以見出，作為一百年來最具經(jīng)典性的文學(xué)家，魯迅的魅力和影響力何等巨大和持久。在這些紛紛揚揚的說法和議論中，魯迅形象在日益生動、豐富的同時，也有被誤讀甚至曲解的時候，有各種解讀與事實明顯不符的地方。我以為，魯迅研究界有必要為普及魯迅做必要的工作，有必要對一些基本的事實做匡正和說明，有必要以自己的研究和理解，讓更多的人走近魯迅，走進魯迅的內(nèi)心世界。

我對魯迅的閱讀理解遠遠不夠，但愿意以一己之力做一些帶有普及性的事情。今年以來，在熱心的編輯朋友鼓勵下，我寫成了一本小書：《這樣的魯迅》。這本面向青少年讀者的小書在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出版，具有格外特殊的意義。這本書的努力方向，是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xiàn)魯迅的人生歷程，聚焦他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崇高境界。

繼承和弘揚魯迅精神，包含非常豐富的內(nèi)涵。其中，魯迅對待青年的態(tài)度、魯迅的青年觀也是我想向青少年朋友們介紹的。

魯迅對青年總是充滿了熱愛、關(guān)心、幫助和支持。有數(shù)不清的青年，特別是在工作上得到魯迅支持、創(chuàng)作上受到魯迅鼓勵、生活上得到魯迅扶助的青年，用文字懷念魯迅給予他們的愛心與教誨。魯迅與各色青年的交往，有許多故事可以講述，而且?guī)Ыo我們諸多有益的啟示。以極大的熱誠、耐心和寬宥之情對待青年，是魯迅身上難得的品質(zhì)。

1927年9月底，魯迅離開廣州到上海，送行者中有一位青年學(xué)生，叫廖立峨，他曾經(jīng)是廈門大學(xué)的學(xué)生，追隨魯迅從廈門轉(zhuǎn)學(xué)到廣州的中山大學(xué)。魯迅到上海后，拿到新出版的散文詩集《野草》，第一本就寄贈給了廖立峨，可見對其看重之情。廖立峨仿佛有情有義，魯迅剛在上海立足兩三個月，這位青年就帶著女友跑到上海投奔魯迅。他自稱，自己因為魯迅離開廣州而無心繼續(xù)上課，所以拋棄一切來到上海，甘心“伺候”魯迅。這位學(xué)生于是就擠進了魯迅在景云里很小的住宅里。吃穿住加零用錢，一律由魯迅負擔(dān)。

這位廖立峨也真不見外，他甚至要求魯迅出錢供自己的女友上學(xué)，又要求魯迅為自己在上海謀個賺錢的職業(yè)。無奈之下，魯迅只好找到自己的朋友——著名作家郁達夫幫忙。他甚至對郁達夫提出，只要能為廖立峨找到個干事的地方，學(xué)習(xí)一點本領(lǐng)，每月的薪水可以由自己支付，而不給雇用者添負擔(dān)。郁達夫很快為其找到一個到書店幫工的工作，每月工資由書店和魯迅各付一半。魯迅那一半交郁達夫轉(zhuǎn)給書店，書店則以薪水名義發(fā)放給廖立峨，并不告訴對方是由魯迅出資。然而，廖立峨在出工當天就“炒”了老板，拒絕了這番好意。理由是要做的事太瑣碎，薪水也不足以養(yǎng)活自己和女友。

這位學(xué)生和他的女友，在魯迅家里白吃白住達半年之久，看到魯迅可利用的價值漸小，于是索要了兩個人的盤纏，離開上海回老家去了。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從鄰居的問話中，魯迅才知道，廖立峨的女友竟然向周圍的鄰居說，他們是魯迅的兒子兒媳婦，是為了“伺候”魯迅才住在這里的。

魯迅自己講起這位奇葩人物的故事，總是帶著詼諧的微笑，并沒有表示特別的鄙夷和憤怒。面對青年，他總是盡可能以禮相待，不讓對方難堪。

1928年3月的一天，魯迅收到一位并不認識的姓馬的女子來信，說與魯迅自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別后，很久沒見面了，希望魯迅能答應(yīng)與她保持通信并接受拜訪。這讓魯迅一頭霧水，趕緊回信說，自己一直住在上海，已經(jīng)有十年沒有到過杭州了，你所見到的一定是另一人。那女子于是邀請了兩個熟人去訪問魯迅，才知道果然與之前見到的并非同一人。但她拿出了一首詩，說是在杭州蘇曼殊墓旁看見的一首魯迅題詩。詩曰：“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氏魂？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魯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魯迅于是請青年友人許欽文和川島去調(diào)查事情的究竟。二人很快就獲知，這個自稱魯迅的人，在一個鄉(xiāng)村小學(xué)教書，于是他們就跑到這個鄉(xiāng)村里的小學(xué)校，見到了這位假魯迅。那人一聽是兩位慕名而來的青年，于是很得意地說：“我是周作人，就是魯迅。”許欽文和川島心里說，連周樹人和周作人都分不清楚，還敢自稱是魯迅。而那位假魯迅卻完全進入角色，用很高的聲音說：“我寫的《彷徨》已經(jīng)印了8萬本，一出版就賣完了，但是我自己不滿意，要另外寫來。”

許欽文和川島把觀察到的情形寫信告訴了魯迅，他們很想知道，魯迅會怎樣揭批這個冒充自己名字行騙的人。結(jié)果，魯迅只是希望管理那個小學(xué)校的機關(guān)，讓那位假魯迅以后不要再這樣做就可以了，并沒有懲罰的要求。當然，為了澄清一些基本事實，魯迅還是發(fā)表了一篇聲明文章，標題叫作《在上海的魯迅啟示》。文章對這位假魯迅并沒有大加痛斥，而是不失幽默，也略帶一點同情地寫道：“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

都說魯迅對待論敵是“一個都不寬恕”，為什么對這么一位沒品位的冒名者卻手下留情呢？應(yīng)該說，魯迅一定也猜到了，這位雖是冒名者，倒也并無惡意，大半是生活所迫才至于如此。對這樣的人，魯迅難免要起惻隱之心，得饒人處且饒人。魯迅的寬厚胸懷可見一斑。

魯迅本來出生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大家庭里，因為祖父下獄的原因家道中落，所以少年時就跌入生活艱辛甚至寄人籬下的境地。他說過，“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也許是從小就經(jīng)歷了很多磨難，面對過太多世俗的眼光，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作家后，他對世俗的眼光及其態(tài)度，反而并不在意，還不無寬宥之情。

更看重青年認真做事的態(tài)度而不是給自己的回報有多少，這也是魯迅青年觀里重要的一點。魯迅的許多作品，如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以及多部雜文集等，都是由一家叫北新書局的出版社負責(zé)出版印行的。北新書局的老板叫李小峰，可以說，他完全是魯迅扶持、培養(yǎng)，并進入出版界不斷取得事業(yè)發(fā)展的。北新書局創(chuàng)辦是在北京，1927年遷到上海。依靠魯迅的資助和魯迅作品的發(fā)行，北新書局的經(jīng)營保持了很好的勢頭。然而，到了上海后，李小峰對商業(yè)利潤更加追求與渴望，甚至有了去投資辦紗廠的想法。于是，開始拖欠魯迅應(yīng)得的版稅。此時魯迅并無固定職業(yè)，主要靠版稅和稿費生活。盡管魯迅多次催促詢問，李小峰要么避而不見，要么找各種理由拖欠。

這一過程中，魯迅認識了一位叫張友松的青年，張友松自己辦了一個春潮書局，創(chuàng)辦了一份《春潮》雜志，很希望得到魯迅支持。交往中，張友松知道北新書局拖欠魯迅版稅一事，就托朋友找到一位律師幫助魯迅打官司。經(jīng)過一場訴訟，魯迅討回了公道，維護了權(quán)益。

事情得到解決后，有一次，李小峰邀請魯迅和許廣平吃飯，同席參加的還有著名作家郁達夫夫婦以及林語堂夫婦。席間，李小峰因為官司一事對張友松頗有怨恨之言，認為張友松是想從他這里把魯迅作品的出版權(quán)搶走。林語堂可能因為并不知事情真正的原委，附和李小峰表達了對張友松的不滿。這時也是酒過三巡之際，大家都有點微醺的意思，話題又如此敏感，情緒都比較激動。魯迅認為林語堂隨意責(zé)備一個不在場的人，而且話中還含有諷刺自己的味道，于是臉色鐵青，從座位上突然站起來，大聲說道：“我要聲明！我要聲明！”林語堂當然也要聲辯自己并無惡意，兩人針鋒相對地爭辯起來，場面十分緊張。幸虧還有二人都很信任的共同朋友郁達夫在場，郁達夫趕緊起身調(diào)停，一面按住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離席，事情才算結(jié)束。

其實，魯迅從內(nèi)心對李小峰始終保持著基本信任，即使面對拖欠版稅的情形，依然繼續(xù)把自己的作品交給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斷。“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營利第一。小峰卻還有點傻氣。前兩三年，別家不肯出版的書，我一紹介，他便付印，這事我至今記得的。雖然我所紹介的作者，現(xiàn)在往往翻臉在罵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謙）不以自己的得失判斷一個人，不以一時一事選擇好惡，這是一種難得的信任，更是一種做人的品格。

在魯迅的心目中，青年就應(yīng)當是敢于說出真話、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和權(quán)威、敢于拋棄誘人光環(huán)的人。“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無聲的中國》）為了這樣的“真”，魯迅從不計較他們因此做出的選擇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們身上有初出茅廬的幼稚，但仍然讓人看到未來的希望，所以他對這幼稚不但可以原諒，甚至認為是青年區(qū)別于老年的標志。

在魯迅看來，青年應(yīng)當走自己的路。只有那些敢于照著自己確定的目標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氣方剛中見出真性情。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fā)，魯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齡無關(guān)，并不是年紀輕的人都可以統(tǒng)稱為“青年”。“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在這些類別里，魯迅只欣賞那些勇于前進的青年。

魯迅對青年的關(guān)心支持，體現(xiàn)在鼓勵他們勇敢地前行，同時又反對青年無謂地犧牲。他當然看重文學(xué)青年的才華，但更欣賞那些擁有誠實、踏實品質(zhì)，默默耕耘與付出的青年。在著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他指出了柔石身上最難得的，是“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而對同是“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女友馮鏗，卻“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聯(lián)想到在獄中受難的青年，他在嚴冬的深夜里遙想：“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聽到這些青春的生命被無情屠殺，內(nèi)心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悲憤。“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是的，他注重青年身上金子般閃光的品格，同時又把他們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特別關(guān)心他們生前身后的親情。年輕時的朋友范愛農(nóng)死了，魯迅仍然記得，“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并且在14年之后仍然掛念著，“現(xiàn)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xué)，中學(xué)已該畢業(yè)了罷”。面對病痛中的韋素園，悲哀的緣由就包括“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別人訂了婚”。這是何等的凄涼。想到柔石還有一位深愛他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魯迅更是難掩悲傷之情，“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為了紀念柔石，也為了能撫慰一位一直不知道愛子已經(jīng)被殺害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魯迅選擇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發(fā)表在《北斗》創(chuàng)刊號上。這幅木刻名為《犧牲》，內(nèi)容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了她的兒子”。魯迅說，這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一種對亡友的紀念。

這就是魯迅，他傳遞著的哀傷、悲憤、友愛和溫暖，他表達出的坦直、率真以及對死者的懷念、對生者的牽掛，怎能是一個“忘卻”可以了得？直到1936年，魯迅為已經(jīng)就義5年的白莽（殷夫）詩集《孩兒塔》作序，說“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xiàn)，像活著一樣”。更確切地說，感受過魯迅對亡者的那樣一種深重、親切、無私、博大的愛意，那“忘卻”二字，又含著怎樣的復(fù)雜、深厚的內(nèi)涵！一種無奈之后的奢望？一種無力感的表達？可以說，在不同的讀者那里，會激起不同的心靈感應(yīng)。

魯迅對青年有教誨，但他時常提醒青年，切不可將自己作為榜樣甚至偶像對待。魯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覺，他非常擔(dān)心自己看穿一切后的沉穩(wěn)太過感染有為的青年。“所以，我終于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北京通信》）他真心希望青年們對人生有一個更加明確、長遠的目標。“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yīng)當向怎樣的目標，那么，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shè)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北京通信》）

魯迅對青年的態(tài)度因此有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滿熱血和激情、不顧個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青年因為這份勇猛而犧牲；同時，他懷著美好的愿望，愿有為的、正直的青年，能夠保證“生存”、越過“溫飽”、求得“發(fā)展”。這也就是魯迅為什么時常要對青年發(fā)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時又擔(dān)心自己的言論、心情影響了青年進取的步伐。

在青年心目中，魯迅是長者，是導(dǎo)師，但魯迅自己從不以這樣的身份和姿態(tài)自許。他總是以滿懷熱誠關(guān)心青年成長，真心為他們的每一點進步高興，對想做事又有實際困難的青年，總是給予無私的幫助和切實的扶助，他希望他們勇猛，又不主張他們冒進甚至無謂地犧牲，為了青年能做成事，他可以寬宥他們在過程中的失誤、錯誤，包括對自己的不義之舉。這是一種寬廣的胸懷，是一種博大的境界。當代青年，可以從魯迅身上感受到前進的力量。而更多的人應(yīng)該從魯迅身上讀懂關(guān)愛、奉獻、大度的風(fēng)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