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談論近些年英語文壇涌現的文學新人，時常出現在各大文學期刊中的愛爾蘭女作家薩莉·魯尼是不二人選。從2017年研究生畢業出版第一部長篇《聊天記錄》被《巴黎評論》評為年度小說，到2018年出版《正常人》，即入圍布克獎、都柏林國際文學獎等各大獎項，獲得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說獎，成為該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作家，此書銷量至今也已經超過三百萬冊，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成為社交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幾年后，她的文學魅力和讀者歡迎度依然在延續，本月，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美麗世界，你在哪里》在英美文學市場推出，各大圖書銷售網站齊整地首頁推薦，知名書店櫥窗更新為此書，甚至為慶祝本書開售而提前營業，首批預購讀者還收到了定制封面色系的文創套裝。

薩莉·魯尼成為一種文學現象，不僅僅是因為她出生于1991年，寫作對象是2000年前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Z世代”，更在于她雜糅著19世紀小說的觀念內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念來面向生活在網絡時代的青年精神生活，表達他們的人生特征、不確定性。這種獨屬于網絡時代的群體特征不僅獲得了愛爾蘭讀者的共鳴，也在歐美文學市場獲得了廣泛的讀者，比如根據紐約書店店主的反饋，她的作品讀者中有來自曼哈頓的精英群體、大學生、年輕白人女性、推嬰兒車的媽媽群體、富有品味的中年人，等等。這自然不是巧合，這些群體同樣是薩莉·魯尼作品中出現的那些角色。

新作《美麗世界，你在哪里》可以看作是薩莉·魯尼回看這兩年生活和觀念成長的一次文本呈現，多達四位年輕主角拓展了她以往的人物關系，小說家愛麗絲遇到了在倉庫工作的菲利克斯，她最好的朋友艾琳分手后重遇了熟人西蒙，他們四個因為種種原因分分合合，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更為搖擺動蕩的世界，新冠疫情的背景讓薩莉·魯尼更加注重突顯這種危機感，這也是她選擇了德國詩人席勒詩句來作為書名的原因，她替所有當下英語世界的“Z世代”發出了這一句慨嘆。

薩莉·魯尼的小說中總會有文藝青年和工人階級這兩個特別的群體，《聊天記錄》中弗朗西絲是愛寫詩的年輕女大學生，結識的中年夫婦是作家和演員，《正常人》中的男主人康奈爾來自工人階級，母親是清潔工，《美麗世界，你在哪里》中艾琳是都柏林文學雜志職員，菲利克斯是倉庫員工。這些職業設定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于薩莉·魯尼的父母——她的母親曾負責管理當地的藝術中心，父親是愛爾蘭國有電信公司的技術人員——還有一部分原因則是她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就像她寫康奈爾高中時便閱讀馬克思所著《共產黨宣言》，后來考入名校圣三一學院，和“造成金融危機”的人的兒子們做同學。

她將當下年輕人的疏離感和危機感很大一部原因歸因于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異化，特別是《聊天記錄》所寫的時間背景是2012年，那兩年，全球金融危機也席卷了愛爾蘭，超高的失業率讓許多年輕人居無定所，依靠社交網絡來交流發泄情緒，《正常人》中還是高中生的主人公瑪麗安娜和康奈爾在開發后無人居住的“爛尾樓”里約會，同樣，反映著這個現實背景。在一次訪談中她面對電視鏡頭說：“我們很難逃離這樣一個以交易為框架的、占據整個現實世界的資本主義。當資本主義完全進入到我們的個人生命中，真的很難跳脫出這種交易思維，很難去和他人建立那種不依賴買賣交易的親密關系。”她還借此批評了當下的出版方式，認為以利潤為導向的出版機制，并不有利于創作健康的、充滿藝術氣息的文化。

薩莉·魯尼這種嘗試把馬克思主義賦予到小說觀念中的寫作，也招致了一些來自評論界的批評，認為她流于某種表面化的姿態，而薩莉·魯尼也坦承自己還沒有能夠完全將兩者自然結合起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她，畢竟工人群體在今天已經和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發生了太多變化，“這就是在我寫小說的時候困擾我并讓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們是怎樣理解工人階級的？我寫的人物，在經濟上都不是很安穩，他們像我一樣上了大學，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的財務狀況很穩定。我只是回去寫寫我大學畢業之后看到的世界，我的大腦讓我一直留意周圍發生的一切，這是我讓它們變得有意義讓它們進入我文章的的唯一的工具。”

自然，絕大部分讀者不會像評論家那樣關心她的政治理念，更多的是像她所說，以敏銳聰明的方式去書寫眼前的年輕群體。因為作品中主人公習慣于通過社交網絡來交流，也因為這些年輕人所遭遇的內心困惑和叛逆心理，薩莉·魯尼被形容是“Snapchat一代的塞林格”，但她并不知道Snapchat這個“閱后即刪”式的照片分享APP，從她描寫的風格而言，她的視角更像是一種巧妙的凝視而非“閱后即刪”，她像持有一個擁有前置鏡頭和后置鏡頭的手機，對準那些年輕人的一舉一動，也對準了自我模樣。在《聊天記錄》中，她說一個聚會上“全是音樂和戴長項鏈的人”，主人公多次照鏡子時寫道“我的臉平淡無奇，但我超級瘦，瘦得看起來很有性格”，《正常人》開篇處她如此形容康奈爾的長相：“（他）的頭發是深色的，臉輪廓分明，像一副罪犯的肖像畫。”類似的句子往往讓讀者印象深刻，在日常的詩意和玩笑之間跳躍。

薩莉·魯尼并不避諱告訴讀者自己寫作時致敬或汲取靈感的對象是來自于19世紀，比如喬治·艾略特或是簡·奧斯丁，她曾推薦讀者將《正常人》和喬治·艾略特《丹尼爾·德龍達》進行比照閱讀，前者的小說結尾處，康奈爾收到了紐約某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錄取通知書，瑪麗安在一番掙扎后心境產生了變化，“他的人生在他面前展開，通往四面八方。他們為彼此做了很多好事。真的，她心想，真的。一個人真的可以改變另一個人。”后者書中的主人公也在經歷分別之后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相似的人生情節，卻完全有著不同的時代特征，借用現代社交網絡的記憶，薩莉·魯尼讓主人公們互相搜索看見對方過往的照片和視頻，也生成了各自復雜的情感情緒。

21世紀的讀者在其中看到了“Z世代”身上，被過往十余年時間經歷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乃至小紅書等社交平臺所鍛煉出的敏感的“被關注感”需求。這種明顯區別與上幾代年輕人的特征也被愛爾蘭近年崛起的其它幾位作家所使用，例如納瓦伊斯·多蘭（Naoise Dolan）、梅甘·諾蘭（Megan Nolan）、妮婭姆·坎貝爾（Niamh Campbell）等等，從這個角度而言，薩莉·魯尼現象背后其實也意味著愛爾蘭青年作家群現象。

看似成熟的薩莉·魯尼依然還處于寫作觀念的生長期，她讓筆下的年輕主人公困惑于是否要“入侵”中年人的婚姻家庭，她自己困惑于批評資本主義運作方式之后又似乎難以破局，她也困惑于身為作家被明星化包裝是否是資本化的一種設計，她似乎也在回應外界批評聲音中的一種觀點，“我身處一個動蕩的時期，卻還在書寫娛樂化的、裝飾性的美學作品。我時常會因此感到不快樂。”或許這也是她在疫情封鎖之前從城市離開決定搬回愛爾蘭鄉村居住的原因之一，她縮小了生活范圍，讓大自然成為自己的精神空間，她在等待收到新作《美麗世界，你在哪里》的讀者反饋，這本書里有她對當下世界危機感受到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