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梅益 李金華攝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封面與內文插圖

“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作的斗爭。’”這段名言出自蘇聯(lián)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著名翻譯家梅益在抗戰(zhàn)時期上海“孤島”的艱苦環(huán)境中翻譯出了這部革命經典，不僅鼓舞了當時民眾的抗戰(zhàn)熱情，而且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為了理想不懈奮斗。

一

距今72年前，1949年春我在大連參加工作時，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認識梅益同志。那時，我不僅不知道梅益同志的大名，更不知道他翻譯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在人生道路上，我選擇的第一個職業(yè)是小學教員。年僅18歲的我，文化程度不高，亟待充實自己，于是報名參加了帶有教師進修班性質的夜校，學的是語文。老師是一位膠東人，說話鄉(xiāng)音濃重，這倒使我感到很親切。我很喜歡這位老師，他備課認真，講課生動、幽默。在課堂上他教給我的許多知識，是我過去從未接觸過的。那時，沒有教科書，靠的是老師發(fā)講義。有一次，拿到講義一看，是蘇聯(lián)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節(jié)選。

至今我清楚地記得，節(jié)錄的部分是從小說的主人公“保爾不知不覺地走到松林跟前了……”這一句開始，接著，寫了保爾來到他的同志們被敵人——白匪絞死的地方和埋葬烈士的公墓去憑吊的情景。文章寫道：“這兒是小鎮(zhèn)的近郊，又陰郁，又冷清，只有松林輕輕地低語和從復蘇的大地上散發(fā)出來的春天新鮮的氣味。他的同志們就在這地方英勇地犧牲了，他們?yōu)榱耸鼓切┥谪氋v的、那些一出生就當奴隸的人們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保爾緩緩地摘下了帽子，悲憤，極度的悲憤充滿了他的心。”

緊接著，便是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為主人公保爾寫下的一段名言：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于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作的斗爭。”

寫得多好啊！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鳴。我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名言記錄本”的首頁，而且時時拿出來朗讀。久而久之，我能把它背誦下來，直到現在我迎來耄耋之年，它仍在不斷地激勵和鞭策著我。

在那以后不久，我找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閱讀，才知道譯者是梅益，便對他油然產生了敬意。1952年，我從大連調到北京工作，但一直沒有機會接觸梅益同志。

1964年，我到東京做光明日報常駐記者，在日本一待就是15年。“文革”期間，有一次，我利用假期回國，到書店去看了一下。很多書都從書店消失了，能夠擺出來銷售的，只有那么幾種。其中就有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翻開看了一看，譯者卻不是梅益。出版者加的《出版說明》寫道：“這次出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個新的譯本，由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72級工農兵學員根據蘇聯(lián)青年近衛(wèi)軍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譯出。”還說：“大慶油田采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龍江大學中文系73級工農兵學員和革命教師經過座談、討論，為本書寫了前言。”

翻閱這本新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哪里也找不到梅益的名字。我想，梅益這位老同志在“文革”中作為“走資派”被打倒，是肯定無疑的了。他翻譯的書，怎能再與讀者見面？我黯然，悵惘。同時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最喜歡的保爾的那段名言，不知新版是怎樣翻譯的？我便迫不及待地打開了書，看到這段譯文：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生活庸俗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

也許這樣翻譯，更忠實于俄文原文。但對于不懂俄文的普通讀者來說，我覺得還是我早年接觸到的梅益同志的翻譯更有文學味，因而也更能感染我。

二

1978年夏天，我結束了在日本的記者工作，又調回原來供職的單位——外文出版局。1979年12月我被任命為外文出版局副局長。我在吳文燾局長領導下，開始籌備成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xié)會。在這一過程中，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知名的翻譯家和翻譯界的老前輩，其中就有梅益同志。1982年6月23日上午，中國譯協(xié)在人民大會堂成立。大會是由梅益同志主持的。他當選為副會長，我當選為秘書長。在共事過程中，我對梅益同志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梅益同志是廣東潮州人，他原名陳少卿，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1929年，他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在校學習期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1931年考入中國大學。梅益青少年時期刻苦學習，博覽群書。盡管當時衣食無著、生活窘迫，仍堅持自學英語，為日后的翻譯生涯奠定了基礎。從1934年開始，他在北平的《晨報》、天津的《庸報》、上海的《申報》等報紙的副刊和刊物上發(fā)表散文和譯作，并以此為生。1935年，在北平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同年底，他受黨組織委派轉往上海“左聯(lián)”和文化界救國會工作，與上海“左聯(lián)”的負責人共同編輯機關刊物《每周文學》。1937年8月，梅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上海淪陷成為“孤島”后，為了突破日偽的新聞封鎖，黨組織安排梅益與夏衍著手籌辦四開日報《譯報》。當年12月9日，《譯報》出刊。南京大屠殺和八路軍勝利的消息，都是這家報紙首先報道的。出報不到一個月，《譯報》就被日本人取締。后來，梅益等人又變了個花樣，將《譯報》改名為《每日譯報》恢復出版，繼續(xù)傳遞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聲音。

1947年3月梅益到達延安，被安排到新華社負責廣播工作。從那時起20年的時間里，梅益全身心投入中國廣播電視事業(yè)，曾先后主持延安和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工作。1949年3月，隨中央大隊進入北平，繼續(xù)主持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的新中國廣播工作。1949年12月6日，梅益被任命為廣播事業(yè)局副局長，分管宣傳業(yè)務工作，同時兼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總編輯。1958年，梅益領導建成了我國第一個電視臺，同年5月1日19時整，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試播，中國電視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由此開始。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梅益的經歷就像一部新中國廣播電視事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史，他是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廣播電視事業(yè)的開拓者。1977年5月，梅益調到中國社科院工作，歷任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秘書長、副院長，黨組第一書記、秘書長等職。

據了解，梅益同志從1938年到1941年歷經四年多的歲月，艱辛地完成了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文譯本的翻譯。其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新中國成立前還有過其他的版本。據說最早的版本是從日文譯本轉譯的，譯者是段洛夫和陳非璜，由上海潮鋒出版社出版。不過，這件事幾乎不為人所知。梅益同志的譯本，是根據紐約國際出版社1937年阿歷斯布朗的英文譯本轉譯的，1942年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此書很快引起轟動，解放區(qū)的書店紛紛翻印。雖然該書先后有多種譯本，但最終還是梅益的譯本流傳最廣最久，影響和激勵了中國幾代青年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新中國成立后，梅益的譯本一枝獨秀，先后發(fā)行了5版，第一版從1952年至1966年，共印了25次，發(fā)行140多萬冊，第二版到第四版從1979年至1995年印了32次，發(fā)行130多萬冊。

三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所以如此感人，是因為它是一部“超越國界的偉大文學作品”，被視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書。這部閃爍著崇高理想光芒、洋溢著生活激情的經典之作，在蘇聯(lián)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這部史詩般的英雄傳記小說中，作者塑造了保爾·柯察金執(zhí)著于信念而堅韌不拔的崇高人格，其形象超越時空，超越國界，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撥動著數代人的心弦。小說問世不久，便被改編成電影和舞臺劇，并在世界各地流傳開來。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被認為是蘇聯(lián)文學中的描寫革命者的最優(yōu)秀的一部作品。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談到這本書時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已成為一部別開生面的生活教科書”。它曾經是一部家喻戶曉的作品，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成了蘇聯(lián)優(yōu)秀青年的榜樣，并與他們生活和戰(zhàn)斗在一起。在偉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成千上萬的像卓婭、馬特洛索夫、奧列格·科歇沃伊等蘇聯(lián)青年以保爾·柯察金為自己的人生榜樣，為保衛(wèi)祖國獻出了青春和生命。在許多犧牲的蘇聯(lián)士兵身上找到的遺物，是讓子彈打穿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在戰(zhàn)后的和平建設時期，又有許許多多保爾式的英雄人物積極參加恢復國民經濟的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軍。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愧于祖國和人民，讓自己的生命閃耀出光芒。

保爾·柯察金在中國也深受廣大讀者喜愛，成了許多中國青年的榜樣，無論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里，保爾·柯察金的精神激勵和鼓舞著中國青年積極地投身于祖國的解放事業(yè)和建設事業(yè)。在今日的中國，保爾·柯察金在青年心目中依然占有崇高的地位。多數讀過這部小說的青年學生認為，保爾·柯察金是個十分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形象。他敢于向命運挑戰(zhàn)，有一種自強不息、奮發(fā)向上的精神。保爾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忘我的獻身精神、堅強的斗爭意志、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和明確的人生目標都是青年學習的榜樣。保爾的這些優(yōu)良的品質是任何時代的人都需要的。有的青年說：“現代社會需要保爾這樣的人，因為堅定的信念是我們人生航程中的燈塔，給我們以希望和信心；頑強的意志是我們前進的動力，給我們勇氣和力量，是我們戰(zhàn)勝困難、走向未來的堅強后盾，也是個人充分發(fā)展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保爾·柯察金生活的時代雖已成為歷史，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對于我們跨世紀的一代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是至關重要的人。人活的就是一種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我們就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和障礙，創(chuàng)造輝煌的人生！”

四

由于梅益同志是我國著名的新聞界老前輩，我對他自然感到格外親切。通過籌備成立譯協(xié)的工作，我與梅益同志相識以后，有一次，我跟他談起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說，這部小說對我的鼓舞太大了。特別是保爾的那段名言，成為我的座右銘，至今我還能背出。我告訴他，我看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日譯本后，經過對比，發(fā)現他把書中出現的人名和愛稱處理得很精彩。例如，書中女主人公冬尼婭，愛稱是“冬尼奇卡”，男主人公保爾的愛稱是“保爾什卡”。日文譯本，全都按原文的稱呼直譯，未做任何處理。但中文卻沒有那樣機械地翻譯。如果中文也像日文版那樣“依樣畫葫蘆”地死譯，就會使讀者搞不清“冬尼婭”和“冬尼奇卡”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保爾”和“保爾什卡”究竟是什么關系，因為中國沒有那樣稱呼的習慣。僅此一點，就說明梅益同志的翻譯有創(chuàng)造性，他把書中出現的“冬尼婭”和“保爾”的愛稱譯作“冬尼婭，親愛的”“保爾，親愛的”。這樣，既忠實于原文，又使中國讀者不感到別扭。

由于中國譯協(xié)馬上要創(chuàng)辦會刊《翻譯通訊》，我冒昧地向梅益同志約稿，請他撥冗把他的譯書經過和翻譯經驗寫出來，以便為創(chuàng)刊號增添光彩。

梅益同志雖然答應寫，但遲遲未交稿。編輯部人員和我都很著急。1982年10月20日，終于收到梅益同志的親筆信和稿子，真是喜出望外！我連忙拆開了信。信是用圓珠筆在稿紙上寫的——

劉德有同志：

《翻譯通訊》的同志一再催我交稿，今天是星期天，我終于把它寫了出來。（昨天）星期六下午，催稿的那位女同志說，如果我沒有空，將派一二位同志來找我，同我面談，然后把談話整理出來發(fā)表。這啟發(fā)了我，因而用訪問的形式寫成這篇東西。這比用自己的名字發(fā)表要好一些，免得人家說我在自吹自擂。文章請你看看，該修改的地方請你修改，我不會有任何意見。

問你好

梅益 十七日

看了信，我才明白梅益同志遲遲未交稿的真正原因。原來，梅益同志怕用自己的名字寫文章被人誤解為“自吹自擂”，遂改為記者采寫的形式。

1983年第1期《翻譯通訊》刊登了這篇由梅益同志撰寫、署名“本刊記者”的文章——《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者梅益》。

梅益同志在文章中說，1938年抗戰(zhàn)時，他在上海地下黨文委工作。有一天，劉少文同志帶一本書來看他。這本書，就是紐約國際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英譯本。劉少文對他說：“這是一本好書，描寫一個蘇聯(lián)青年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這對我國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義。請你把這作為黨交給你的一項任務，把它翻譯出來。”梅益同志高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但由于上海當時已成“孤島”，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下，他要同時去完成黨交辦的其他幾項任務，所以只能時譯時輟，前后花了近5年時間才譯完，交給新知書店出版。梅益同志還說，他在譯書的過程中曾得到姜椿芳同志（新中國成立后，出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的很大幫助。當時，姜椿芳同志在蘇聯(lián)的塔斯社工作，作為掩護，從事地下黨的活動，但他抽空用俄文版仔細地校閱了梅益同志的譯本。英譯者刪節(jié)的部分，也做了補充。

梅益同志還談了他譯書的體會，說他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對作品所描寫的許多事物，特別是蘇聯(lián)紅軍的戰(zhàn)斗生活很不熟悉。當時他只有二十幾歲，完全缺乏對奧斯特洛夫斯基所經歷的社會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的親身體驗。他認為，“一部好的文學譯本，不僅要求譯者要有語言修養(yǎng)和藝術修養(yǎng)，更重要的是要譯者熟悉作家本人，熟悉作家的社會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熟悉作家的創(chuàng)作手法等，這些是提高譯本的藝術水平的重要保證。”梅益同志說，當時他唯一的有利條件就是作者和譯者都共同懷著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的理想，共同熱愛世界上第一個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這共同的立場和感情，使譯者對作者所描寫的生活和斗爭比較容易體會和理解，因而使譯文也比較能夠達意傳神。

梅益同志說，他的另一個困難是從英譯本轉譯，使譯文的“信”和“達”受到了限制。他說，考慮到民族語言的因素，譯文的“信”和“達”也不是絕對的。文學譯本不應當單純是一種精確的復制品，它既要求準確性，又要求藝術性。文學譯本最好是直接從原文譯出，效果較好，經過轉譯后，總不能很好地傳神。他認為，他的中譯本由于是轉譯的，因此在充分傳達原著的藝術風格上“很可能有缺陷”。但，他考慮到譯本的主要讀者是青年人，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職業(yè)青年，因此不是緊扣字面、死譯硬譯，而盡可能使譯文通順流暢，讓讀者能夠讀下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梅益同志對譯文曾多次進行過修改，但他謙虛地說：“遺憾的是一直沒有做好。”

我接到梅益同志的信和稿子后，于10月24日寫了回信，在信中寫道：“我作為第一個讀者拜讀大作，深受感動，且受益匪淺。《訪問記》不僅告訴人們很多過去從未公開的事實，而且將使讀者了解老一輩翻譯家新中國成立前在白區(qū)艱苦奮斗的不平凡經歷。我相信，這篇文章一定會鼓舞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而努力奮斗的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

五

梅益同志在他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他曾多次對譯文做過校改，不僅如此，據說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還請俄文翻譯家劉遼逸同志根據原本校閱過一遍。我曾看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12月第5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的那段名言已經不是我在大連時看到的譯文，已被改為：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最近，我還有機會看到譯林出版社于1999年4月第5次印刷的新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的那段名言又做了如下的改譯：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這樣，在臨終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已把自己的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

這一版的譯者曹縵西和王志棣同志在《譯序》中寫道：“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新譯本中，黃樹南先生對這段名言做了改動，他認為‘碌碌無為’四字還沒有表達出原文的全部內容，因為從保爾默默思索人生的意義，腦子里出現這段名言的近背景和遠背景來考慮，應當把它理解為對全書思想的總結。保爾所反對的不僅僅是虛度年華、碌碌無為，他更反對卑鄙和庸俗。據此，黃樹南先生將原譯文中的‘碌碌無為’改成‘卑鄙庸俗’。”“我們覺得，黃樹南先生的看法不無道理。因而，在翻譯這段名言時，我們借用了梅益先生的譯文作為基礎，吸收了黃樹南先生的思想，從文字上做了新的處理。”

嗚呼！恨我不懂俄文，無法參照原文核對譯文，也無法對新譯文是否忠實于原文發(fā)表議論。盡管這幾種翻譯各有千秋，彼此之間有些微妙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它們“大同小異”，但不知為什么，我至今仍對早年在大連看到的梅益同志的譯文感到無比親切。這，也許是一種懷舊之情，或者它早已成為我思想和感情生活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到難以改變的程度吧。

末了，順便說一下。最近我查閱了三種日文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50年4月科學社出版的杉本良吉的譯本、1955年12月巖波書店出版的金子幸彥的譯本、1956年6月出版的新潮社的中村融的譯本），發(fā)現保爾那句名言的翻譯，接近黃樹南先生的理解。現根據巖波書店的譯本試譯如下：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卑俗無聊而羞愧。臨死，他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作者：劉德有，系原文化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