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面對的是作家和作品。一般而言，作為批評者往往是一個“置身事外”的主體，以此來呈現批評活動的“客觀”與“真實”。但是，我以為一種好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批評者充分參與到文學文本中去的。這里所言的“充分”，主要是指批評者作為“主體”在對作家與文本的闡釋過程中，完成批評者在思想、情感、經驗等方面的自我教育與成長。這種教育與成長不是單向的，而是“交互性”的，既是批評者在作品中獲得了“自我”，同時，也是批評者賦予了作品新的意義與活力。換言之，批評者是在文學批評的過程中，實現了與作家、作品的共同“成長”。這種在文學批評中實現的自我教育與成長，正如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講述作為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獲得的那種慰藉與許諾一樣，都是自我的建構與靈魂的塑造，“我心馳神往地坐在伊斯坦布爾的家中，每一部我閱讀的小說都給予我一個宇宙，像任何一部百科全書或任何一座博物館那樣富于生活的細節，像我自己的存在一樣富有人情味兒，包含各種主張、慰藉和許諾，在其深度和范圍上只有那些哲學和宗教里發現的主張、慰藉和許諾可以與之相比。我閱讀小說時，好似進入夢境，忘記了其他一切事情，就是為了獲得世界的知識，為了建構自我，塑造靈魂。”

批評者在文學批評中，往往因為自身已有的趣味和閱讀的習慣，會選擇那些與自己的精神氣質和情感類型有“同構性”的作家、作品來閱讀。這種“同構性”的閱讀與批評，很容易在批評者與作家、文本之間產生“共情”，從而不斷強化既有的文學趣味和情感結構。但是這種“同構性”的閱讀，長而久之也容易陷入一種“單一”或者“狹隘”之中。正如布羅茨基在《小于一》中說的那樣：“一件藝術品，永遠是要比起創造者更長久。把柏拉圖的話稍加改造，我們可以說，寫詩也是練習死亡。但是，除了純粹語言學上的必要性之外，促使你寫作的，與其說是操心你那會消亡的肉體，不如說是迫切需要使你的世界——你的個人文明——的某些事物可以免于陷入你自己那非語義學的延續性。藝術不合適更好的存在，而是另類的存在；它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相反，為了激活現實。它是一個心靈，尋覓肉體但找到詞語。”上面提及的“單一”或者“狹隘”，可能就是布羅茨基所言的“陷入自己那非語義學的延續性”。文學批評應該是批評者在批評活動中，尋找一個更開闊的、廣博的“文明世界”，是“心靈”不斷尋找“詞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批評者不斷實現自我的教育與成長，獲得一個充沛豐盈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