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大雪，要先火車再汽車去另一座城市，我計劃中的這個下午應該去拉雪茲神甫公墓瞻仰巴黎公社社員墻。我設想在冬天的黃昏，一種特別的氛圍中，我站在這座墻前，在墻上的彈孔中看見戰士流淌的血。在我的少年時期，先知道巴黎公社，再知道了巴黎。在熱血沸騰唱了幾年的《國際歌》后，我才把詞作者歐仁·鮑狄埃和巴黎公社聯系在一起，至于《國際歌》的作曲皮埃爾·狄蓋特的名字我一直記不住。在記外國人姓名方面我特別愚鈍，這也是我盡管喜歡外國文學但最終選擇了其他專業領域的原因。那個時候，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去法國，去巴黎。我當時的夢想，是有一天，我戴著大紅花，在接新兵的汽車上，我去遠方，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那里可能是我要待上幾年的軍營。甚至有一段時間，我沉浸在軍號縈繞的冥想之中。這是我對革命生活的一種理解。

那年冬天征兵了，我從另一個大隊的學校回來。在最初的體檢時，醫生認為我的沙眼很嚴重，他幾次翻我的眼皮，放下手上的器械，最后還是說我沙眼。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去那所學校上課。就在那些日子里，我讀到了雨果的《悲慘世界》第一卷和殘缺的第二卷。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怎么有這兩卷《悲慘世界》的，他說，你盡快看好還我。在讀過高爾基的《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外，這是我讀到的第三本外國小說。那時我只知道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我不知道在這些革命之前還有法國大革命。我只聽說過雨果，但其他對他一無所知。讀過很多書的表姐告訴我，《悲慘世界》有好幾卷，現在的中譯本還沒有出齊。等我讀到后面的兩卷時，我已經負笈江南的一所大學。在鄉村隱隱約約的“法國大革命”和“人道主義”幾個字，到了大學校園后逐漸清晰起來。在冉·阿讓之外，我又認識了卡西莫多，看到了巴黎圣母院的圖像。在我的心中，革命、階級、人性和人道主義沒有替換，但由此有了另一條連接世界的通道。

我最早模仿的句式和修辭之一是高爾基的《海燕》。那時我還沒有去過大海邊，沒有見到搏擊風雨的海鷗、海鴨，眼睛里只有燕子和麻雀。燕子沒有連接唐詩宋詞，麻雀也沒有和老鷹比翼。在一篇寫階級斗爭的作文中，我開頭用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結尾用了高爾基的名句：“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啦！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閃電中間，高傲地飛翔；這是勝利的預言家在叫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我對海上的暴風雨沒有感覺，但在田間經歷過暴風雨的洗禮。先是滾滾的雷聲，然后是閃電，首先想到的是遠離樹木，在暴雨落下時，我和同伴終于躲在了靠近岸邊的水泥船船洞了。船身搖晃，這是不是在海上顛簸的感覺？只要幾分鐘，雨水就從洞蓋的縫隙處直落船艙，一會兒我們就坐在水中。這個時候，我忘記了高爾基和他的《海燕》。因為“批孔”，讀過《論語》，在水里坐著突然想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想，那天在河邊上的孔子，可能沐浴在陽光雨露中，如果他遭遇了暴風雨，可能發出的是另一番感慨。那時我想高中畢業后當兵，暴雨撞擊船身的聲音如擊鼓一般，我想像我在暴風雨中急行軍的樣子。我的背包里一定有把口琴，這是我唯一能夠熟練演奏的樂器。

在去巴黎之前，我已經去過布拉格，再由捷克到斯洛伐克，這是我匆忙走過的部分東歐。我們的車穿過漫無邊際的綠色田野，我在并不遼闊的疆域中感覺到了一種舒展。斯洛伐克的那座城市沒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一座城堡一樣的建筑前面留影。后來翻看手機上的照片，城堡風化了的黃中略帶紅色的墻磚竟然讓我想到青少年時期四處可見的土坯墻。我不熟悉革命之前的布拉格，只是知道“布拉格之春”、蘇軍與“布拉格之春”的夭折。再后來，我讀到了米蘭·昆德拉作品的中譯本，《生活在別處》《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身份》《無知》和《被背叛的遺囑》，即使不涉及作品的內容，這些作品的名稱都是一個知識者的精神符碼。我和同行的朋友住在查里大學附近的酒店，這所大學是米蘭·昆德拉曾經讀書和教書的地方。來布拉格之前，我聽過幾遍斯美塔那的《伏爾塔瓦河》。在布拉格的幾天，傍晚我會在伏爾塔瓦河的大橋上遠眺，想像河水在遠處流過一片森林，再匯合到布拉格。斯美塔那說，它流過獵人號角回響的森林，穿過豐收的田野，歡樂的農村婚禮的聲音傳到它的岸邊。早晨，在布拉格廣場漫步，我特別喜歡在天文鐘前佇立，校對手表時間。其實，我知道自己的手表時間是準確的，但會不由自主地看看天文鐘再看看手表，看看手表再看看天文鐘。

離開布拉格的那個早晨，在地下餐廳用餐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我中青年時期的閱讀，成了我的旅行地圖。如果說這種閱讀已經轉換成一種思想，我的思想地圖是兩條一會兒并行一會兒交叉的路徑。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站在這兩條路徑交叉的十字路口。我在學位論文答辯時說，我想通過這次寫作完成一次自我批判。現在看來，我遠遠未能完成自己預設的那個目標。我時常在自己小區附近的一處草坪附近散步，冬去春來，夏秋交替，草木枯榮。這里曾經是一片布滿瓦礫的廢墟，在重新清理后廢墟之上是草坪。蘇州之前并無南門，現在稱為南門的西南方是一處有百年歷史的廠區，我說的這片廢墟，就是當年紗廠女工的住地，我最早到蘇州時部分房屋還在那里。廢墟之上重新鋪了泥土，但綠色的草坪總有十幾處由綠轉黃的部分，它們像大大小小的補丁貼在綠色的地上。有一天，我赤腳走進草坪，站在一片枯草上，我感覺到腳下有瓦礫的堅硬。我伸出右腳，腳趾間也長出了綠色的小草。

在塞納河左岸，我按圖索驥，尋找我想去的地方。那一天，萬里無云，我從陌生的街道走過，總覺得不時遇見熟悉的人。我看見了薩特與波伏娃，看見了海明威，還有畢加索。這就是薩特寫作《存在與虛無》的花神咖啡館嗎？我存在過虛無過嗎？我無法回答我自己作為“人”的問題。在做博士學位論文《“文革文學”研究》時，我開始關注法國的“五月風暴”。就像我在自己的校園里或者其他偏僻鄉村仍能看見殘留的標語一樣，路過巴黎的一所大學時，我也在墻上看到了“五月”的標語。即便這些痕跡都不在了，粉刷一新，但思想深處的一些記憶似乎很難涂抹掉。我知道，留學法國的周恩來也在這里喝過咖啡。這里有周恩來的巴黎，還有鄧小平的巴黎。

我最早想如果有一天去巴黎得訪問先賢祠是讀了巴金的《隨想錄》之后。1927年巴金第一次到巴黎，五十二年之后巴金再訪巴黎，感慨萬千。他的《隨想錄》第一集多篇記敘他在法國十八天的經歷。在《再訪巴黎》中，巴金這樣敘述他和盧梭的“重逢”：“不過，我的確喜歡巴黎的那些名勝古跡，那些出色的雕塑和紀念碑。它們似乎都保存了下來。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個時期我朝夕瞻仰的盧騷（梭）的銅像不見了，現在換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樣的盧騷（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熟悉的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而是一位書不離手的哲人，他給包圍在數不清的汽車中間。這里成了停車場，我通過并排停放的汽車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個下著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里，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里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五十年中間我常常記起他，談論他，現在我來到像前，表達我的謝意。可是，我當時見慣的銅像已經給德國納粹黨徒毀掉了，石像還是戰后由法國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國朋友在等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樣佇立了。先賢祠前面的景象變了，巴黎變了，我也變了。我來到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那幾天，巴金想得很多，他想起他在四十六年前問過自己的那句話：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時候才開花？

巴金住在拉丁區巴黎地納爾旅館的七樓，這是羅曼·羅蘭和海明威住過的旅館。在巴黎的最后一個清晨，巴金打開通陽臺的落地窗門，涼涼的空氣撲面而來，他用留戀的眼光看著巴黎的天空。這是1979年的春夏之交，我在一個鄉村學校教書。在讀過了巴金的《隨想錄》和盧梭的《懺悔錄》的許多年之后，我以知識分子的模樣訪問巴黎。冬天來了，我來到先賢祠前面的馬路上，已是烏云密布的下午。在先賢祠盧梭的棺木前，我眼前同時出現盧梭和巴金。據說棺木里的盧梭遺體是不完整的，但里面有他的心臟。

因為沒有去成拉雪茲神甫公墓瞻仰巴黎公社社員墻，我帶著遺憾離開巴黎，離開法國。同樣的情形又出現在我的俄羅斯之行中。我們在圣彼得堡大學參加學術會議之后再去莫斯科學術訪問。同行的一位朋友熟悉俄羅斯，他問我想看哪些地方。在圣彼得堡，我如愿以償，去了我想去的地方。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冬宮、涅瓦河畔的彼得要塞和普希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文學咖啡館。或許看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我腦子里那天一直回響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差不多有兩天時間在說圣彼得堡時總說成列寧格勒。

我把那張有兩條路徑的地圖帶到了莫斯科。遺憾的是，列寧墓關閉，無法瞻仰。我頓時覺得紅場不紅。第二天，我們驅車去了托爾斯泰莊園。在莊園前的那條泥路上我心里在說：你好，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