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寫作與他（她）的身世經歷關系緊密，而一個杰出作家人與文的契合度似乎更甚。許多時候，它們甚至可以相互印證、互為解讀。作家蕭紅和她的作品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蕭紅 資料圖片

以“悄吟”為筆名，展現出孔武有力的文學世界

蕭紅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杰出作家，在于她實踐著時代對作家的“立言”要求。她兩次到北京求學，思想上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熏陶。與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不同，她有著強烈的女性自覺和強勁的生命意識。

這種生命意識內涵寬廣，來源于一種對生命平等的珍視之心。這里的平等，不僅有大時代文學所表達的男女平等，而且有身為知識女性與未曾受過教育的窮苦女性的平等。正是這樣的平民立場，使其文學展現出不同的面貌。

她的第一部小說《棄兒》寫出窮苦女性的悲苦處境，同時也寫出一個拋卻以往種種糾葛、已經覺醒女性的剛毅和勇猛。蕭紅發表作品時用的是筆名“悄吟”，但《棄兒》的力度有著一種義無反顧的決絕，其中包含著一個作家對大時代的呼應。

如果蕭紅只是一個專注于自身經驗的作家，那么她會是另一個蕭紅。蕭紅的了不起之處在于，她的視野從來是由己及人，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從舊家庭中走出來的陣痛與叛逆，以及為之付出的痛苦與艱辛。她看到的還有更廣闊世界中的女性，她們沒有反抗，逆來順受，但她們的種種忍耐與屈辱也并不能換來安穩與幸福。

《王阿嫂的死》寫的是王阿嫂丈夫被張地主逼瘋燒死，而自己也被張地主踢打，以致在產后死去，新生兒也未能活成，養女又成為孤兒的故事。小說中，王阿嫂最大的抗爭也只能是“哭”與“死”，她哭已死的丈夫，哭自己已死的心。蕭紅的平民視角顯而易見，小說中對人性惡的揭示是有力的，并且通過文學性的書寫呈現出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革命文學中的反封建主題，對于蕭紅而言，是從實踐和體驗中來的，而不只是從書本和理論中來。這使得蕭紅文學作品的平民視角與女性覺醒交錯在一起。她寫的窮苦人也是她自己，因有深刻的體驗，所以她的文字雖以“悄吟”這個名字“代言”，卻孔武有力。她是真如魯迅所言“將自己也燒進去”的作家。蕭紅在平民與女性的身份和命運的雙重關注中，將自己的文學打上不獨屬于自我天地的時代烙印。

20世紀30年代，蕭紅（右）、蕭軍（中）、黃源在上海萬氏照相館合影。資料圖片

以勇猛、怒吼式的文學，發出一位作家的吶喊

一個作家不可能也不可以游離于他（她）的時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東北淪陷，蕭紅的出走與流離失所，除卻她個人反封建、爭自由的因素外，她的命運還裹挾著一個更大的家國背景，這就是1934年與蕭軍一起從哈爾濱到青島之后，蕭紅創作完成的《生死場》的心理起因。

《生死場》何以在家國破碎的年代里，如魯迅所言，給人“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品質與氣度。

《生死場》從一只山羊、一個小孩、一個跌步的農夫、一片菜田寫起，以十七節文字，繪出20世紀30年代初期東北農民生活的圖景。作品的鏡頭剪輯得很碎，沒有特別主要的人物或貫穿始終的故事，卻保持著生活原有的真實。這種散漫的寫法，使得小說呈現出無主角但場景明晰、無情節但細節動人的特點。如果只是狹義地將它視為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鋪陳書寫，就低估了作品的文學史價值。《生死場》所提供的意義更為豐富。比如，從十一節開始，作品寫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百姓的蹂躪，更寫出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著“有血氣的人”。老趙三這個曾經渾渾噩噩過日子的人醒來了，他和大家一起流著淚，“在紅蠟燭前用力鼓了桌子兩下”，表達著自己的信念：“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不……不是亡……亡國奴……”

蕭紅之所以是蕭紅，在于在那個家國破碎的時代，作為從東北逃亡出來的作家，沒有停留于對個人遭遇的控訴和對女性弱者形象的描摹，而是以一種勇猛、怒吼式的文學，向世界發出一位作家的吶喊。

離開家鄉越遠，蕭紅的故園之思越重，并且與故園之失糾纏在一起。她在以“生”“死”命名的小說中，借筆下人物吶喊出的“不當亡國奴”，激蕩起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聲，讓我們至今熱血沸騰，原因在哪里？在于一位飽經滄桑、居無定所的作家對民族尊嚴的守護和對生命力量的禮敬。

21世紀之初我到青島，專門找到蕭紅、蕭軍1934年住過的舊址——觀象一路1號。走上石階，門上落鎖，無緣進入。他們在這里只住了不足半年時間，卻分別寫出了《生死場》《八月的鄉村》。我長久地站立在那個門口，我要讓自己記住，就是在這里，就是在青島，在那個飄搖不定、風雨如磐的歲月，白紙黑字，蕭紅替家鄉農民老趙三發出“不當亡國奴”的吶喊。蕭紅了不起。那年，她23歲。

《生死場》一九三五年版

《呼蘭河傳》一九四一年版

以魯迅為精神偶像，力圖寫出《阿Q正傳》《孔乙己》之類的篇章

從文學創作的本質上來說，蕭紅是貼近魯迅的。這種“衣缽”傳承，可以從她的文學實踐中看出。1940年1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兩年前就開始寫作的《呼蘭河傳》。她在對兒時故鄉的回望之中，回歸了與《生死場》中救亡主題同等重要的啟蒙主題。

《呼蘭河傳》也是散點化透視，沒有結構主線，沒有中心故事，也沒有主角人物，而是日常生活場景的鋪陳與百姓命運的延展跌宕，有的是北方小城里關起門來過日子的居民，還有圍繞這小城的一些外來討生計的人們，賣豆芽菜的、賣麻花的、賣涼粉的、賣瓦盆的、賣豆腐的，還有看火燒云的。總之日子像河水一般平穩。

在這些“卑瑣平凡的實際生活”之外，還有諸如跳大神、放河燈、唱野臺子戲、逛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等“盛舉”，特別是祖父與“我”共同擁有的后園，是一個孩子的自由世界。這里有蜻蜓、螞蚱、蝴蝶，有櫻桃樹、玫瑰，有“蒿草當中開了的蓼花”。

但與這些景象在同一時空中的，還生活著小團圓媳婦，還有馮歪嘴子一家。這兩個章節體現著蕭紅的文學啟蒙思想。小團圓媳婦嫁到老胡家才12歲，親人的殘酷與看客的冷漠，聯合“謀殺”了一個活潑的生命。和魯迅一樣，蕭紅批判了這樣的精神麻木。

馮歪嘴子一家讓人看到希望。女人死后，留下一大一小兩個孩子，小的剛剛出生，馮歪嘴子在別人絕望或是看熱鬧的環境中，反而鎮定下來，“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這份能力沒有，他看著別人也都是這樣做的，他覺得他也應該這樣做”。

蕭紅的筆端留下一抹亮色：“大的孩子會拉著小驢到井邊上去飲水了。小的會笑了，會拍手了，會搖頭了。給他東西吃，他會伸手來拿。而且小牙也長出來了。”這樣的句子，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中華兒女的堅韌與強悍。在對故鄉的一份記憶中，蕭紅對養育她的祖父表達愛意的同時，也給了她自己曾經在離亂中失去的兩個孩子以文學的活潑生命。

在1941年的香港，蕭紅寫下《呼蘭河傳》《小城三月》《馬伯樂》這些啟蒙主題作品的同時，仍寫下不少關于救亡主題的篇章。在《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中，她傳達出“在最后的斗爭里，誰打得最沉著，誰就會得勝”的必勝決心。在《“九一八”致弟弟書》中，她對青年表達出自己的信心，“你們都是年青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內心充滿了力量，……你們都懷著萬分的勇敢，只有向前，沒有回頭。……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會亡的。”這與她寫于1938年的《黃河》《汾河的圓月》《寄東北流亡者》等作品相呼應，顯現出一位作家與時代和民族的密切關系。尤其是《黃河》的結尾，對于“我問你，是不是中國這回打勝仗，老百姓就得日子過啦”的百姓之問，八路軍兵士回答是：“是的，我們這回必勝……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過的。”

從呼蘭縣出發，從哈爾濱到北京、青島、上海再到東京，從北京到上海再到臨汾、西安、武漢、重慶，直至香港，蕭紅一生是在漂泊中度過的。我們從《商市街》中即可了解她所經歷的一無所有和饑寒交迫，但無論在哪里，無論是遷徙、離亂、饑餓、病痛，她都始終抱定這一信念。這是勝利的信念，也是對人的信念。

與這信念一起讓我頗感折服的，還有蕭紅文學風格的自由。當時多位評論家對她小說的散文化風格有著不同看法，蕭紅并不辯論，只是在與聶紺弩的一次談話中說：“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若說一定要怎樣才算小說，魯迅的小說有些就不是小說，如《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鴨的喜劇》等等。”聶紺弩追問：“寫《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之類嗎？”蕭紅的回答相當率真：“寫《阿Q正傳》《孔乙己》之類！而且至少在長度上超過他！”這顯現出蕭紅的超越之心。她也的確試圖在寫作中加以踐行。

茅盾曾在1946年《呼蘭河傳》的再版序中寫道：“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于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這種評判是公允的，但我不大同意文中隱約存在對蕭紅與大時代隔絕的判斷。的確，蕭紅是寂寞的。這寂寞的由來，并非感情上的一再受傷，或是對居無定所的厭倦，而是她在精神上一直是一個人的，一直與她所在的知識界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于她進行觀察和審視。在最后的歲月，她一邊體味這寂寞，一邊仍在拼命寫作，她真正體味到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滋味，這可能也是她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的身先死的“不甘”，這可能就是她死后想葬在魯迅先生墓旁的原因吧。

蕭紅去世時不足31歲。自1932年寫詩開始，到1942年1月，不足十年時間，她寫下了百多萬字的作品，而且還是在顛沛流離、貧病交加之中！這些作品，是她個人艱辛生活的見證，也是那個時代的女性對于國家、民族、人的精神的一份思想的貢獻。這思想，是她于生死場上跋涉而來的。

蕭紅不朽！

（作者：何向陽，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