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學研究叢書”

海派文學向來有狹義與廣義之分。但無論是“狹”還是“廣”，都有一些彼此相通的特點：其一，是開埠以來發生于上海地區的各種文學現象；其二，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匯和沖撞的產物，產生了偏離中國傳統的新元素；其三，美學上與新興市民階級的文化趣味聯系在一起，呈現出現代都市文學的特殊形態；其四，海派文學不是孤立發生的，它與整體的海派文化、海派藝術（戲曲、繪畫）等一起在變化發展中逐漸形成特色鮮明的地方文化。

從審美風格而言，開放、雜糅、新異、叛逆構成海派的四大元素。開放就是不保守，具有開闊的全球視域；雜糅就是不純粹，不承認老祖宗傳下來的“傳統”是正宗，敢于吸納異質文化；新異就是不守舊，喜歡標新立異，夸張自身優勢，以吸引受眾眼球；叛逆就是不安分，求新求變，敢于反對一切壓制它發展的力量。——這樣綜合起來看，海派是一種含有先鋒意識的文化現象。一旦這種文化意識與新興的現代的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它會產生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

但具體到海派文學而言，情況就有些復雜了。海派文學一開始就不像新文學那樣充滿先鋒性和理想性，它是一種大都市的通俗文學，趣味上迎合市民階級的口味。海派文學雜質叢生，包羅萬象，枝枝杈杈旁逸橫生。在海派文學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市民大眾趣味主導的文化市場，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推波助瀾，又會導致文學藝術發生異化，背離初衷。民國初期的海派文學起源于新興的都市通俗文學，一方面在古代話本小說基礎上增添了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也受到后起的五四啟蒙運動的強烈排斥與批判。于是，海派文學很快就改變了自身的生存狀態，與其他海派文藝一起轉向現代都市新媒體，成為現代都市電影、廣播（無線電）、戲曲、小報副刊、休閑讀物、連環畫等文化領域的新寵。“新媒體”這個要素正是海派文學求新求變、不墨守成規的特點所決定的，它以犧牲純文學的傳統為代價，成了非驢非馬的新變種和新形態。緊接著，新文學的重心南移，在上海的現代消費市場環境下生存以后，很快也出現了海派文學的特征：一種是繼續走市場、走情色男女道路的文學，我們稱它為繁華與糜爛同體生存的文學，這種文學將新老海派合二為一，別樹一幟地成為上海的特色文學；還有一種海派文學，則是現代性的另一面，即在現代大工業基礎上產生的社會底層與工人生活的書寫，也是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左翼書寫。這就是海派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全盛時期的所謂“兩個傳統”。這兩個傳統互相滲透影響，新與舊、雅與俗、中與西、繁華與糜爛、反抗與頹廢……現代性的多重面向都得到了張揚。

所以，文學的海派其實是一個復雜、曖昧的定義，不能以某一個面向來代替它的全部意義。我舉一個例子：幾乎沒有人認為魯迅是海派。魯迅早期的創作確實與海派無緣。他成名于北京，屬于《新青年》的啟蒙文人圈子，他的著述除了正宗的學術著作外，就是純粹的白話小說、散文詩和散文，都屬于高大上的新文化主流。但是魯迅晚年攜許廣平到上海定居以后，一切都變了：首先他成為上海左翼文壇的領軍人物，爆發出強烈的叛逆性，其次他成為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依靠賣文為生，他的大量作品都是發表在報紙副刊上的雜文，就像現在流行的新媒體推文，寫作形式變得不那么正宗純粹了。他的雜文內容大量取材于上海市民生活現象，最典型的就是《阿金》，那篇作品既可以當作小說來讀，也可以作為雜文，魯迅描寫的是后弄堂娘姨的私生活，正是典型的海派文學。魯迅晚年家居山陰路大陸新村，屬于半租界，與魯迅日常生活相伴的，是電影院、咖啡館以及日本人辦的小書店，他接觸的是帶有一點危險性的地下反叛者以及流浪青年，這與他的二弟周作人在北平苦雨齋里喝苦茶、寫小品、讀古書的舊式士大夫生活，成為一個鮮明的對照。我們前面所舉的開放、雜糅、新異、叛逆——“海派”四大元素，魯迅先生一概具備。因此，以海派文學的兩個傳統為標準來品定魯迅，他當然就是一個海派作家。

我之所以取魯迅為例，就是想說明，即使在看上去可能與一般人理解的“海派”距離最遠的作家，即使他也始終不懈地對滬上市儈風氣進行批判和嘲諷，但他——哪怕是魯迅，只要長期浸淫在海派文化的大環境下，也可能會朝著海派轉向，不自覺地成為其中的一員。以此類推，像創造社時期的郭沫若、郁達夫，左翼時期的茅盾、蔣光慈、丁玲、田漢、夏衍等人的創作及其文學活動，都應該被納入海派文學的范疇來考察。只有堅持了海派文學兩個傳統的觀點，才能賦予海派文學以歷史概念。把海派文學的歷史發展與今天的上海文學創作聯系起來，成為上海文學在美學風格上的一個品牌。

這套“海派文學研究叢書”是陳麥青先生建議編輯的。他邀請我參與其間，并且要為之寫一篇總序。但我在《海派與當代上海文學》的編后記里已經闡明自己對海派文學的認識和探討，似乎在這里不宜多加重復。

不過，出版社推出這套叢書是有長遠計劃的。當下的上海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變化，“海派”越來越成為城市的文化名片。研究海派的前世今生，探討海派的優勢短板，認清海派文化的何去何從，對于當前上海的文化建設有著重大關系。而文學藝術是文化金字塔的頂尖部分，也是海派文化中最精致、最高標的部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一向受人輕蔑和非議，但上海文學的活躍和領先，保持了全國弄潮兒的地位。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這就是海派文學的歷史寫照。1949年以后，就物質文明的創造而言，上海依然走在全國的前頭，這也是文化的根基；但就精神文化的創造而言，說上海領先全國就有點勉強了。這是上海人心中一個解不開的心結。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拉開了浦東開發的序幕，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和國際化的日益普及，海派懷舊之風越吹越盛，海派文學的呼聲也隨之水漲船高。一部《繁花》不脛而走，洛陽紙貴，就是這個趨勢的征象。

趁著這個時機，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三部對近代、現代、當代海派文學的研究論著，希望能夠在上海文學的發展軌道上，起到一個助力器的作用。雖然這三部著作研究的都不是當下的海派文學——段懷清研究開埠時期的上海文學如何在傳教士與第一代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的實踐下開創海派新局面；許道明生前著力研究民國時期海派文學，也是海派文學在全盛時期的一部分鏡像；而我的這部論文集，則是幾十年來參與其間的當代海派文學建設中所獲的點滴心得。三本書搭建一座小小的黃金臺，談不上研究的規模和系統，但可以拋磚引玉，以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研究海派文學的行列。

我期待著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海派文學的力作涌現而來。

202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