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魯迅有國民性改造思想是不爭的事實，已為幾十年來的相關研究論文所勾勒，無須費詞。

2.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是自己新創，還是“拿來”，從什么地方“拿來”，對問題本身并不重要。中國的“進化論”是“拿來”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拿來”的，現代中國的不勝枚舉的“學說”、“主義”都是“拿來”的，成為“問題”嗎？問題在“拿”得對不對，“用”得好不好。

3.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曾經在幾十年間受到批判，并且成為主流觀點，說是“唯心主義”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下，這就是槍斃。魯迅也因此世界觀錯誤，反動，必須改造。幸而他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改造好了；但他“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改造的思想嗎？或者拋棄了自己的國民性改造的思想？魯迅晚年一連寫了七論“文人相輕”，難道與國民性改造無關？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批判“兩個凡是”、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重新受到注意并重視。有魯迅研究者否定過去的否定，開始肯定這一思想，并作了高度評價；有的依舊堅持對它的否定，或稍加修訂而已。這是正常的學術狀況。這種分歧大概一時不會消失，也不必期待它的消失，乃至強行加以統一。思想是永遠不會統一，也不能統一的；具體的思想觀點則除外。而且唯有保持并保護魯迅研究者的思想自由，各各獨立思考，不唯上是尊，不唯書是信，不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才可能開展正常的魯迅研究，才有望逼近對于真理的認識，才能夠取得愈來愈多的人們的共識。

5.肯定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雖然重要，雖然有巨大的認識價值和理論的意義，但只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開始。但對于實際的國民性改造似乎沒有多少作用；就是對于大談特談、談得條理分明、頭頭是道，表示信奉的人，甚至絲毫不起“改造”的作用。二十五年間，在北京的“東魯”“中魯”“西魯”的建立——興盛——撤消或衰敗，魯迅研究學會的烏煙瘴氣，魯迅研究者中竟有魯迅定義的“才子+流氓”，不令人傷心而且深思么？

6.關鍵在于實踐。

第一，在于研究魯迅對于怎樣實際改造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提出了什么可操作性的辦法，可以為我們實際去做。第二，在于反思魯迅和他的同道，提出國民性改造這一思想以來，經歷一個世紀，經過兩次革命，“改朝換代”并切望“改朝換制”的革命，我們中國的“國民性改造”取得了多少實績？今天這樣的腐敗，這樣的坑蒙拐騙，這樣多的假冒偽劣商品——甚至對于入口的糧食、食品也施毒或有毒處理，“謀財害命”無所顧忌，保安打人，小偷搶劫，怎樣說明“國民性改革”的命運呢？第三，凡是肯定、信奉魯迅的國民性改造的思想的研究者，無論從學理從道義，都有責任、有義務發揮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進一步探索可操作性的辦法，并盡一點綿薄的力量，身體力行。

7.脫離現實生活，脫離魯迅創作的根本目的在“改良這人生”，來研究魯迅的“立人”思想、“立人”思想中的子課題“國民性改造”思想，是唱高調，是空談。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