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臺學醫

魯迅往仙臺學醫的動機有四：我在《魯迅的生活》和《回憶魯迅》文中已經敘明了。別后，他寄給我一張照片，后面題著一首七絕詩，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我也在《懷舊》文中，首先把它發表過了。現在只想從他的儀容和風度上追憶一下：

魯迅的身材并不見高，額角開展，顴骨微高，雙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帶著幽郁，一望而知為悲憫善感的人。兩臂矯健，時時屏氣曲舉，自己用手撫摩著；腳步輕快而有力，一望而知為神經質的人。赤足時，常常盯住自己的腳背，自言腳背特別高，會不會是受著母親小足的遺傳呢？總之，他的舉動言笑，幾乎沒有一件不顯露著仁愛和剛強。這些特質，充滿在他的生命中，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上，以成為偉大的作家，勇敢的斗士——中華民族的魂。

他的觀察很銳敏而周到，仿佛快鏡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機智也特別豐富，文章上固然隨處可見，談吐上尤其層出不窮。這種談鋒，真可謂一針見血，使聽者感到痛快，有一種澀而甘、辣而腴的味道。第三章所舉給人綽號，便是一個例子。吾友邵銘之聽他的談話，曾當面評為“毒奇”。魯迅對這“毒奇”的二字評，也笑笑首肯的。

他在醫學校，曾經解剖過許多男女老幼的尸體。他告訴我：最初動手時，頗有不安之感，尤其對于年輕女子和嬰孩幼孩的尸體，常起一種不忍破壞的情緒，非特別鼓起勇氣，不敢下刀。他又告訴我：胎兒在母體中的如何巧妙，礦工的炭肺如何墨黑，兩親花柳病的貽害于小兒如何殘酷。總之，他的學醫，是出于一種尊重生命和愛護生命的宏愿，以便學成之后，能夠博施于眾。他不但對于人類的生命，這樣尊重愛護，推而至于渺小的動物亦然。不是《吶喊》里有一篇《兔和貓》，因為兩個小白兔不見了，便接連說一大段凄涼的話嗎？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魯迅的偉大之心！

他學醫的成績很不錯，引起同學們一度的嫉妒和侮辱，記得他的《朝花夕拾》里曾經提到。吾友謝似顏覺得最可注意的，是他的倫理學成績在優等。這話很切當。可見魯迅不但在說明科學，研究有得，而且在規范科學，也是聚精會神，恢恢乎游刃有余。因之客觀方面既能說明事實的所以然，主觀方面又能判斷其價值。以之知人論世，所以能切中肯綮；以之與人辯駁，所以能論據確鑿，自立于不敗之地；以之運用于創作，又每有雙管齊下之妙。這種造詣，非有得于規范科學，洞悉真善美的價值判斷者萬不能達到的。

魯迅學醫時期的軼事，像水戶下車去訪朱舜水的遺跡呀，火車上讓座給老婦人，弄得后來口渴想買茶而無錢呀，記得我已經發表過，無須再贅。現在忽然記起一件和我有關的故事來了。

一九〇五年春，我在東京高師學校讀完了預科，趁這櫻花假期，便和錢均夫二人同往箱根溫泉，打算小住十天，做點譯書的工作。路上偏遇到大雨，瀑布高高地飛著，云被忽然來裹住了，景色實在出奇。所以我住下旅館，就寫了好幾張明信片，寄給東京的友人何燮侯、許緘夫、陳公孟、魯迅等——魯迅在春假中，也來東京，和我同住，不過他學校的假期短，須早回仙臺去——報告寓址和冒雨旅行的所見。隔了一二日，收到友人的回片，或稱我們韻人韻事，或羨我們飽享眼福，我看了不以為意。后來，公孟忽然到了，魯迅也跟著來了。我自然不以為奇。大家欣然圍坐談天，直到夜半。第二天結伴登山，游“蘆之湖”，路上還有冰雪的殘塊，終于爬到山頂。這個湖是有名的囪口湖——我譯火山為地囪，譯火山噴口為囪口——真是天開圖畫，風景清麗絕了。一排的旅館臨湖建筑著，我們坐在陽臺上，只見四山環抱這個大湖，正面形成一個缺口，恰好有“白扇倒懸東海天”的“富士山”遠遠地來補滿。各人入浴既了，坐對“富士”，喝啤酒，吃西餐，其中炸魚的味道最鮮美，各人都吃了兩份。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這里似的好魚。興盡下山，大家認為滿意，不虛此行。

誰知道公孟之來，原是有“特務”的。因為有章某向同鄉造謠，說我們是為的“藏嬌”到箱根去的。同鄉友人們不相信，公孟也不信，卻自告奮勇，要得個真相。魯迅也不信，說假使真的“藏嬌”，還會自己來報告寓址嗎？天下沒有這樣傻瓜！果然，后來情形大白了，同鄉友人們均鄙視這造謠的人。這件事隔了好久，魯迅才對我說穿，我們相視大笑！

辦雜志譯小說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后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于文藝運動，其目標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即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于逐漸解決上有所貢獻。因之，辦雜志、譯小說，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創作數百萬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說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干偉大的Humanist中間一個——魯迅先生！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么，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歷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者流確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著：“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于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么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么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中，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魯迅想辦雜志而未成，記得《吶喊》自序上已有說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任文稿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余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志的名稱，最初擬用“赫戲”或“上征”，都采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而魯迅做事的井井有條，絲毫不茍，很值得敬佩。

后來他在《河南》雜志撰文，如《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較已經大有進步了，他深深地慨嘆中國的無聲，歷史上雖偉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無悔之貞，而乏反抗挑戰之力，這不能不說是國民性缺點之一。有云：

……

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于汩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思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羅詩力說》）

魯迅編譯《域外小說集》二冊，實在是中國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人，我在《魯迅的生活》中已經論及，現在從略。

（原載1947年峨眉出版社《亡友魯迅印象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