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作為一個女性作家，為什么會關注災難創傷題材？我對自己的創作狀態是木知木覺的，經過提醒回頭一看，才發覺這些年我的確寫出了一些涉及這類題材的作品，如關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后被改編為電影《唐山大地震》），關于江南抗戰題材的《勞燕》以及描述貧窮遺留的心理創傷的《流年物語》等。

其實，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并沒有特別關注這類題材。我剛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時，正值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際通訊交通都還相對落后，回一趟家很不容易。那時的作品里反映的大多是積郁于心的游子之疼。漸漸地，我的題材和敘述語氣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想這是與我多年所處的職業氛圍相關的，畢竟一個作家的成長（或退步），總是與個人閱歷密不可分。

我成為作家的路走得有點迂回漫長，維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路障。為了能夠維持寫作，我花了多年時間求學謀職，并做了17年的聽力康復師（clinical audiologist）。我與這份職業的關系和老式的包辦婚姻不無相似之處，最初只是為了生活，并無感情可言。在后來的耳鬢廝磨中漸漸擦出了一些暖意，再到后來，才有了一些更清醒的頓悟。當我還在為一天中被割舍的8小時心生幽怨時，并沒有意識到我的職業正在慢慢地改變著我觀察世界的眼睛。

在我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軍人，還有一些是從世界各地涌來的難民。第一位讓我對心理創傷這個話題有所感悟的病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我在美國一家榮軍醫院做實習生。這位病人叫沃倫。隔著玻璃看他坐在測聽室里的神情，沒有任何一個跡象點亮我身上的預警燈。他是一位60多歲的白人男子，高大壯實、面色紅潤，和秘書說話時，表情和聲音都客氣溫存。可是當我進入測聽室并關上門的時候，他突然開始尖叫——那是一種受驚的動物發出的聲音，銳利得幾乎刺穿我的耳膜。毫無臨床經驗的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實習導師示意我先出去，才最終將他安撫下來。后來我們才知道他從朝鮮戰場退役，曾在戰俘營里生活過很長時間。回國后他從未講過他的經歷，只是見到穿白大褂的亞裔面孔，常常會失去控制。那時離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

查理是我剛剛成為正式聽力康復師時遇到的一個病人，是當時寥寥無幾的一戰幸存老兵之一。他全身行動不便，只有右手的幾個手指可以挪動。他用那幾個手指熟練地指揮著他的電動輪椅，以九旬之身，演繹著19歲少年人的飆車技藝，在建筑物的縫隙間橫沖直撞，行走如風。第一次進入我們診所，就在墻壁上撞出一個坑，笑聲震得大樓晃動，天花板唰唰掉渣。他和咖啡店的女老板調情，夸每一個路遇的女人長得俊俏（bloody beautiful），管助聽器叫“勞什子”（the thing）。每一次和我告別，都會上演鄭重的道別儀式，擁抱親吻，說上一句“此生別過”，直到我大嚷：“下個月就見的，煩不煩哪。”在他身上，我同時看到了戰爭可以奪去的和無法撼動的東西。

阿伊莎是我認識的第一位阿富汗難民，她不是我的病人，而是隔壁牙醫診所的清牙師。我們兩個診所有一些共同的病人，所以我和她也算得上熟稔。她常年化著精致的妝容，剪得很短、層次豐富的黑色短發上，挑染著一綹一綹的金黃，笑容可以融化一座雪山。最近阿富汗重新成為熱點新聞，我卻很難把那些鋪天蓋地的驚恐畫面與我心中的阿伊莎重疊，盡管我知道她也曾是那個背景里的一員。她幾乎從不談及那段流離失所的經歷，唯一一次破例，是在她結婚10年紀念日時。她和她的表兄是在逃難途中結的婚（在阿富汗表親可以結婚），她終身的遺憾是無法給她日漸懂事的孩子看一張她的結婚照。我找到了一家照相店，用我自己寒酸的婚紗照和阿伊莎夫婦年輕時的照片，合成了一張還算“現實主義”的作品，她看到那張“結婚照”時盈盈欲淚的眼神，使我感覺天上一下子出了9個太陽。

維克多來自前蘇聯。我的病人中來自那里的人不多，所以我對他多少有些好奇。他在病員登記表的職業一欄上填寫的是“清潔工”，他的裝束舉止卻和他所填寫的職業唱著喧囂的反調。他的頭發干干凈凈，留著梳齒的痕跡，白色襯衫的領口和袖口沒有一絲油垢。和許多英語不是母語的人一樣，他說話聲音遲緩低沉，并不直視和他對話的人，但言語中夾帶著許多諸如“感謝”“請你”“假如……可以”之類的客氣用詞，從語法和發音的破綻里鉆出來的，是一股無法抑制的書卷氣。有一次，我們偶然聊起在居高不下的房市中如何選房的話題，我提到了多倫多東部一個叫匹克嶺的地方，那里房價相對便宜。他面色猝變，厲聲質問為何要去那個地方？他的失態讓我感覺詫異。過后他的妻子私下告訴我，維克多曾是一名物理學家，經歷過切爾諾貝利事件，而匹克嶺就有一座規模很大的核能發電站。

這就是我在診所見識的人群。我并沒有親身經歷他們經歷過的戰爭和災難，但我看見了災難“溢出物”粘在他們身上的印記。災難不受國界限制，它的溢出物可以輻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個角落。有那么小小的一片，正好流入了我的視野中。

我離開聽力康復師的職業，已經10年了。當年為謀生所做的種種掙扎，塵埃已經落定，而那段經歷給我寫作帶來的潛移默化影響，如今卻越發清晰地顯現出來。診所給了我另一雙眼睛，讓我看到了災難溢出物的多種演變可能。它可以在地底下長久地潛伏，等待某個突破口，以便再次冒上地面，化為沃倫見到我時的尖叫聲。它也可以在日復一日的潛埋中最終化為土壤中的養分，滋潤出查理驚天動地的笑聲和阿伊莎頭發上的那綹金黃。它也可以一直低斂地浮在淺層，成為維克多揮斥不去的驚恐閃爍眼神。了解了這樣的多樣性，我們對創傷遺留的多種表象，就有了更為柔軟的理解和寬容。

災難平等地擊倒了每一個人，人們倒下去的樣子并沒有區別，可是站起來的方式卻是千姿百態的。災難無可慶賀，值得慶賀和贊嘆的是人類強盛的生命力。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在廢墟上即刻化蛹成蝶鳳凰涅槃的奇跡。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緩慢地經歷并走出死蔭幽谷的人，還有那些帶著身上不能拔出的刺、卻以與疼痛共存的信念生活下去的人，也許更具備超凡的勇氣。

只有記住的東西才能存活下去，寫作的部分意義在于記錄生活，包括生活中的災難，還有災后人們站立起來的勇氣。我把我的觀察和情緒，不知不覺間移植到了我的母語文化土壤里，于是就有了《余震》《勞燕》《流年物語》這些作品。

（文中所用名字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