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季，“新冠”疫情剛剛得到控制，我就去云南文山壯族自治州采風。實際上在“新冠”發生之前的當年元月，我已經去過一趟文山采訪，原計劃過完年后再去，但沒想到受疫情影響拖到六月。壯鄉之行讓我對稻作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吃了大半生的米了，我還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長成的。我只有在采風中想象：春回大地，布谷鳥開始鳴唱，農人駕牛耕田的浪漫，浸泡谷種時的期待，撒種時的仔細，育秧時的祝福，栽秧時的歌謠，薅秧時的辛勞，水稻揚花時的馨香，抽穗時的祈愿，收割時的喜悅……當然，我知道這是田園牧歌式的小資情懷。真正的鄉村生活，還需要去發現那種探幽索微、走心入腦的現場感和質感。

一個溽熱的下午，我和本地壯族作家張邦興從田里回村寨。田野里稻秧碧綠，剛剛過膝。我忽發奇想，想去田里走走。我們脫掉鞋子，挽起褲腳下田。田水溫熱可人，田泥細膩似沙，猶如綢布裹腳。我在稻田里走得偏偏倒到，像個醉漢，生怕踩了農人的稻苗。張邦興說中耕管理時，種田人會用腳去分辨雜草和稻秧，將雜草踩死做田肥，還不會損傷到秧苗。我望著眼前綠意蔥蘢的一片，問雜草在哪里？老張說你沒有種過田，你看不見。

那時我想去種一塊田。我要拜一個種田能手為師，“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孟浩然《田家元日·其一》）。從驅牛下田、三犁三耙開始，再到選種育種、撒谷成秧，然后稻香來襲，收割入倉。我要履行這樣一個完美的偉大過程，才有資格“稻花鄉里說豐年”。

實際上我們都在種一塊屬于自己的田。創作一部長篇，也與種一塊田無異。當我把目光投向南疆這片熱土時，我預感到這里有我愿意去耕作的“一塊田”。我需要去選種育苗，精耕細作，接上地氣，吸取養分，在田里走一走，在大地上去發現。云南文山壯族自治州地處南國邊陲，拱衛著國家的西南大門，四十多年前這里還戰火紛飛、英雄輩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對外開放。因此它是云南貧困程度最深、面積最廣的地區之一。“脫貧攻堅戰”打響后，邊陲之地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向貧困宣戰。這是一場絲毫也不遜色于當年那場保衛邊疆的戰爭。世代戍邊的人們從來不缺乏愛國熱情，他們是家國情懷最濃郁的一群人。他們不應該貧窮，不應該永遠落后于時代。邊疆富裕了，邊防才會安穩。一條公路，一項產業，一種農科技術的引進，都可以讓一個村寨甩掉貧困的帽子。我走訪了數十個邊境村寨，見證了偏遠山鄉的巨變，結識了許多脫貧致富的帶頭人。他們中有的就是當年的支前模范、戰斗英雄。在馬關縣羅家坪村，村委會主任熊光斌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支前、老民兵。他曾經在一場戰斗中為了掩護戰友，操作高射機槍平射了半個多小時，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當年他在陣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來了就吃干辣椒，半年下來竟吃了一百多斤干辣椒。有誰能想到我們的和平歲月和這些干辣椒有關？現在熊光斌帶領全村人致富，村里戶戶有新房，有通暢的水泥路，有榮譽室，有村民活動室。鮮花盛開在道路兩旁，果實綴滿了枝頭，村舍掩映在樹蔭下，連炊煙都透著一種寧靜安詳的詩意。又有誰能想到這里曾經是邊關前線？

能夠置身于“脫貧攻堅”這場偉大戰役中，是一種榮幸。我們是見證者，也是記錄者。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何去呈現，就顯得尤為重要。貧困的故事千百萬，致富的道路也許就那么幾條。我看到了一條路對一個閉塞村莊的重要，也看到了觀念的轉變對一群人的改變。尤其是在邊地少數民族地區，撬動貧困這座大山，可能只需要一個支點。

過去我認為自己對現實缺乏把握，而歷史感卻仿佛與身俱來。可是，在我們身處的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社會在進步，時代在變化，觀念在刷新。這也是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一個階段，同樣需要我們去感知認識，并以文學的手段真實反映。滄海變桑田，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種時光荏苒、往事越千年的時間概念。幾年前還需要騎馬進去的村莊，現在你開車一腳油門就到村口了；村莊里那些追逐時尚、打扮新潮的年輕人，已讓人分不清他們是種田人還是城市上班族。變化實實在在，就在“轉身”之間。

就“轉身”帶來的人物命運變遷而言，我更關注人物“轉身”之前的歷史。作家王安憶說過，長篇就是寫人的命運。沒有一個人的命運相似，也沒有一個人的命運可以一言蔽之。當然，我更欣賞那些有著傳奇性的、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人物命運。一如我這部作品中的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經采訪過一個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并和他成了朋友。他在職時，很多年來他在工資單上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恕我在這里不便說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和平年代的傳奇人物，是為我們大家默默守護平安的無名英雄。我讓卓世民這樣一個有著參戰經歷的老兵，借助于偵破一樁拐賣案，走進邊遠的鄉村，走向“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就像帶著我的視覺來關注這場向貧困宣戰的偉大戰爭。也一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樣，他也要在續寫人生傳奇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壯麗轉身。我相信有的人，就是為演繹傳奇而活著。這讓我們這樣的寫作者不至于太寂寞。

《太陽專設》是我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第七部長篇小說，同時也是我的一部轉型之作（請允許我也作一次“轉身”）。過去我更傾注于歷史敘事，把民族文化與歷史作為我的學習和表現對象，藏族、納西族、彝族、哈尼族等。這次我把目光轉向了當下、轉向了壯族。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把壯族及其文化當一門新開的課程，確切地說，寫作此書，又為自己的人生補了一課。當我在南國邊地上行走時，我重溫了上世紀火熱純粹的八十年代，那時這里炮聲正隆，我還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來到云南邊疆的年輕人，我們常去慰問那些從戰場下來的新時代“最可愛的人”，他們為國征戰的榮耀感和自豪感讓我至今難忘，我也重新認識了邊疆、民族、國門、邊境線這樣一些不僅僅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他們會促人陡升國家認同感、民族尊嚴感以及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感謝文山州委州政府、州文聯對我深入生活一線的支持和幫助，感謝我的壯族好兄弟張邦興，他是我學習壯文化的領路人，我們一起在壯鄉壯游，在村寨里和老鄉們喝酒長談，每每喝到星月無光、醉意闌珊。特別要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雜志，從選題確定開初，就一直給予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持。第一稿出來時，人文社特意邀請專家學者潘凱雄、施戰軍、賀紹俊、應紅等人審閱。在審讀改稿會上，他們提出了非常寶貴又專業的修改意見，讓我在后來的改稿中受益匪淺。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