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并非自己的發見，是在內山書店里聽著漫談的時候拾來的，據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里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云。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后，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于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里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家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適當的結論來。于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據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關于中國文學的什么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吃一驚，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后，就只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里乞丐之多，非常詫異，慨嘆道：他們為什么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不過這是極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觸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么，對于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于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是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里。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并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么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魯迅記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