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歷和新歷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著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扎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么，為什么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眾”。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里留著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并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里也就留著一點朦朧。于是想要朦朧而終于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于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里，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人”了，而對于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著烏云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動”。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并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后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么什么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里，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著，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 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倘若難于“保障最后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么階級，無論所處是什么環境，只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斗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 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我們的批判者才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并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閑就是有錢”云），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后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于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著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閑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只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于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么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游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斗的新夢里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閑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勛，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最后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創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開步走”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面包吃，我便將于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么，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著“藝術的武器”，而有著“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么，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里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