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趙樹理研究，緣起于一次學術興趣的“陰差陽錯”。

2017年夏天，我在清華園通過了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惜乎自身學識有限，力有不逮，當時擬做的選題最終擱置。秋天我到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系訪學，在異國他鄉陷入巨大的焦慮中。某天，我在杜克大學Perkins Library閑逛，無意間瞥見書架上的一套《趙樹理全集》。出于好奇，我隨手抽出一本。哪知道，《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給了我閱讀上極大的快感，激活了我長期以來對說書和小說敘事的興致，也促使我翻閱了整套的《趙樹理全集》，并利用圖書館資源，將國內外所能找到的趙樹理研究資料悉數搜羅。論文參考的英文文獻，大半為那時積累的。2018年秋天回國，我重新確定選題，從此與趙樹理研究結緣。

近年來，隨著學界對中國道路、紅色經典和人民文藝的重新發現，趙樹理再度躍入研究者視野。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趙樹理的“文學遺產”值得文藝工作者深思與借鑒。

趙樹理最大的“文學遺產”，在于其文學實踐的“在地性”“民間性”和“革命性”。他出身農民，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積極投身大革命、抗日戰爭、土改等，深度參與時代生活；他身上烙印著鮮明的農民立場和民間色彩，對農民主體性的塑造很有自己的特色。這兩點，又催生了一種融合傳統和現代的“通俗化”寫作實踐，這是趙樹理對當時小說界最大的貢獻。他的作品，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詩”傳統，亦有別于以沈從文、廢名、孫犁、汪曾祺為代表的“抒情”傳統，呈現出民間化“小調”傳統的特征，總體上是出自對“五四”新文學的歐化、文藝腔傾向的“反叛”，也借此成功彌合“五四”新文學與普通百姓的隔閡。

何以見得？趙樹理曾經說過：“新文學其實應叫做‘文壇文學’或者‘交換文學’。”“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通過對“文壇”和“文攤”的警覺和區分，趙樹理在汲取民間傳統基礎上，創造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一通俗化實踐的首個代表作即誕生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結婚》。小說模擬說書人的口語化，以通俗故事的形式，對太行山區的社會面貌進行精確描摹，對當時盛行的封建思想進行辛辣嘲諷和批判，刊行后在解放區引起巨大轟動。

趙樹理成名這年37歲，和魯迅刊發《狂人日記》時同齡，屬于大器晚成，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在前后三十余年的時間里，為現代文藝鞠躬盡瘁，留下豐富遺產。

“現實主義”除了緊貼現實，還側重對“典型”的創造，這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常識。趙樹理向來秉持“深入生活”的立場，其文藝實踐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學界普遍認為趙樹理的小說“重事不重人”，是對政策的生搬硬套，但在筆者看來卻有失公允。《邪不壓正》《三里灣》《靈泉洞》等作品主動融入現實，是對現實的重塑，也革新了我們對小說人物和“典型”的認識。

我們知道，中國古典的“史傳”傳統多以塑造人物為主，浩瀚的古典文學本身就是一道璀璨的人物畫廊。在《左傳》《史記》等經典中，傳神、生動的人物形象俯拾即是。但到了趙樹理的“問題小說”，“人物”的作用明顯讓位給了“問題”。或者說，“問題”和事件是趙樹理小說書寫社會變遷的著力點，人物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回過頭看，不論是短篇《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還是長篇《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都為我們貢獻出諸如三仙姑、二諸葛、李有才、鐵鎖、小常、“翻得高”“糊涂涂”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當然和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略有不同，他們常以“外號”示人，更多呈現為一種復合式的“類型”，散發出幽默、諷刺的戲劇性色彩。因此，趙樹理的人物集現實經驗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身，整體看來更接近傳統戲曲中的“臉譜”式人物。

這一點，對當代小說也不無啟發。當我們提倡反映現實、為人民寫作時，不妨稍作駐足，回望丁玲、柳青、周立波、趙樹理等作家，繼承其身上“深入生活”的文學遺產，學習如何聚焦于人民，從而擺脫僵化的小說觀，療救“現實主義”遠離現實的弊病。

（作者：林培源，系青年作家，著有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小鎮生活指南》等，供職于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