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xiàn)在不能產(chǎn)生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大家，因為在我們這個年代，能夠傾其一生做文學翻譯的人，幾乎沒有了。最后能夠?qū)Φ闷疬@個稱號的，恐怕只有20世紀早期那些教授學者，他們很幸運有過那么一段愜意的時光。周作人僅憑一部4萬字的譯書，賣給胡適，領(lǐng)到400大洋（10個大洋1000字），并用這筆錢在北京西郊買了一塊地、三間瓦屋，這在今天是天方夜譚的事情。那個時候懂外語的人才十分稀缺，能留學的必須家底殷實，而且年輕有為。最重要的是，那個時代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zhuǎn)型期，革命需要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需要改造舊的語言，從而去開創(chuàng)新的生活。翻譯自然成為推動這個偉大運動的首選，譯者的地位自然非常之高。

如今，有國外留學經(jīng)歷且精通外語者大有人在，翻譯也不再是高雅的字眼。尤其是翻譯技術(shù)興起之后，藝術(shù)翻譯與一般翻譯的界限已經(jīng)變得十分模糊，不少人甚至天真地認為人工智能未來或可取代文學翻譯。由于翻譯的報酬可憐，譯者的地位低下，這一切造成了今天譯界的消沉，以至于批評聲不絕于耳。

但我們還是能夠非常驚喜地發(fā)現(xiàn)一批對翻譯有堅定信念而且筆耕不輟的人，他們活躍在文學、哲學、歷史等領(lǐng)域。他們是集仁、智、勇于一身的先覺。之所以仁，因為他們能夠始終保持一份知識分子的優(yōu)雅氣度和淡定，維護了良好的學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之所以智，因為他們能夠看透今天的許多光鮮的學術(shù)成果不過是一層鍍金，待時過境遷，精華蕩然不存。而翻譯，一旦與偉大的思想碰撞，產(chǎn)生的必是傳世之作；之所以勇，他們能夠抵抗時下瘋狂的物質(zhì)和名利的誘惑，甘于在翻譯中尋找知識與思想，猶如一位礦工，挖掘不止，砥礪前行。

我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在我們讀書期間，我們佩服的是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把課文講述透徹的老師；如果在此之上，還能發(fā)表譯文和譯著，那就足以令我們崇拜。翻譯甚至成為我們鑒別外語老師水平優(yōu)劣的最高標準。

當時上外語課普遍采用的是語法翻譯教學法，課堂上，老師剖析語法解構(gòu)，介紹生僻詞的典型用法，然后，讓學生將句子甚至段落翻譯成中文，以檢查學生對課文和詞匯的理解與把握。我們常常在班上為老師或某一同學的精妙翻譯而喝彩；后來我當老師以后，授課時也偶爾會使出一招精妙的翻譯來鎮(zhèn)住學生。

我是靠自學英語考進大學的，入學后，并沒有勇氣去動筆做篇章翻譯。1981年我畢業(yè)后留校，通過考試去了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高師研修班學習一年，特別精讀了張漢熙先生的《高級英語》上下冊。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教材之一。通過學習該教材，我對語言的認識已經(jīng)從字句層面上升到謀篇布局，學會了關(guān)注文體修辭和品味文字。教材中有一篇課文《青尼羅河》（The Blue Nile），描寫了青尼羅河從埃塞俄比亞高原奔騰而下的壯美景色，展示了沿河千余英里的動植物的絢麗畫卷。我很喜歡這篇課文，便將其翻譯成中文，反反復復地修改，直到滿意了才將譯稿投給《環(huán)球》雜志。不曾料想1983年春這篇譯文得以刊發(fā)，編輯部為了配合這篇文章，甚至在封三刊發(fā)了五幅尼羅河組圖。初次出手，便獲得成功。雜志被幾位同時留校的同學輪流借閱，譯作得到老師和同事們的一致贊揚。

1978年3月入大學前，我只是在內(nèi)地小城一家街道工廠工作了7年多的煉膠工人，自學英文，語法都是到大學以后才開始學的。不過5年而已，我居然有英文翻譯作品正式發(fā)表，這令我興奮并充滿了動力！此后我從New Yorker（《紐約客》），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尋覓可資翻譯的散文，到1985年我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以前，我已經(jīng)發(fā)表了幾篇譯文和論文。

我1985年秋入學北外，研究生的專業(yè)是應用語言學，兩年下來，我的語言學各科成績位于全班前列。然而，就在寫畢業(yè)論文時，我選擇了語言學途徑的翻譯研究。一些同學為此感到不理解。我非常喜歡文學的想象力，也喜歡語言學的嚴謹縝密，唯有翻譯讓我從中找到了兩者的結(jié)合。較為系統(tǒng)的語言學訓練讓我收獲良多，讓我做翻譯研究時方法更為系統(tǒng)與科學，做翻譯文本分析時更加嚴謹和深入。我的碩士論文《構(gòu)建話語語言學的翻譯理論》后來被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文學卷），19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學卷分上中下三冊，一共才收入40篇學位論文，外語類入選的3篇，除我的翻譯研究碩士論文外，另外2篇是中山大學區(qū)鉷和北京大學辜正坤的英美文學博士論文。

翻譯《青尼羅河》以后，也不曾有翻譯鴻篇巨制的念頭。然而，讀研究生期間，我和好友一塊合譯了馬利坦的《藝術(shù)與詩中的創(chuàng)造性直覺》，這部詩學譯著于1989年完成，因為出版社經(jīng)費短缺而擱淺了三年，1992年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在《當代西方學術(shù)文庫》中推出。馬利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梅隆講座教授、西方新托馬斯主義的代表人物。由于此書屬于首譯，所以，胡經(jīng)之先生90年代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時，邀請了譯者來寫《馬利坦的文藝思想》一章。在這段時間前后我還合譯了文學理論著作《后現(xiàn)代主義面面觀》以及《德國哲學》的部分章節(jié)。這些翻譯實踐讓我認識到，在扎實的中外語言基本功基礎(chǔ)上，做好文學翻譯還需要人生閱歷和文采，而做學術(shù)翻譯則需要理論修養(yǎng)和概念準確。這些為我后來做文學翻譯或?qū)W術(shù)翻譯奠定了基礎(chǔ)。

由于翻譯了馬利坦的《藝術(shù)與詩中的創(chuàng)造性直覺》這部名著，所以曾為三聯(lián)書店《現(xiàn)代西方學術(shù)文庫》叢書主編之一的劉小楓聯(lián)系我，希望我翻譯德國著名學者卡斯培的學術(shù)著作God of Jesus Christ，直譯為《耶穌基督的上帝》，意譯則是《現(xiàn)代語境中的上帝觀念》。這部學術(shù)著作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是研究西方思想史、神學、哲學方面的學者必讀書之一，故出版商香港道風書社對譯稿要求極為嚴格。我在翻譯過程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斷查證，反復修改，譯稿從動筆到出版，整整花了8年的時間。譯本首先在香港道風書社《歷代基督教思想文庫》中推出，然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買了版權(quán)，先后在兩個學術(shù)系列即《經(jīng)典與闡釋》《圣經(jīng)圖書館》中出版了此書。也就是說，這部40余萬字的譯著，被收入三個學術(shù)文庫，有三個譯名（直譯名，意譯名，直譯+意譯名），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本學術(shù)譯著的三個版本很快就售罄，現(xiàn)在也只能在孔夫子舊書店能偶遇此書。這部譯著可以充分顯示譯者的學術(shù)態(tài)度和語言功底。

在卡斯培之后，我接下來又翻譯了奧巴馬的《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譯著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第二天上架。就在年初我接到這個翻譯任務時，美國乃至全世界一致看好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tǒng)，但法律出版社把寶押在奧巴馬身上，說服我出手翻譯。結(jié)果，奧巴馬最后如一匹黑馬脫穎而出，當年11月底成功當選美國總統(tǒng)。洛杉磯時報一位美國記者在2010年奧巴馬訪華期間來北京采訪了我，問了我一些翻譯情況，也問了中國年輕人對奧巴馬的看法。當她得知我把這部譯著按重要性排在我的十余部譯著第三位時，她心中的失望都寫在臉上。此后，我又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悲劇》、主譯了陳福田主編的《西南聯(lián)大英文課》（雙語讀本）等，得到不錯的社會反響，尤其后者，一直在亞馬遜、當當網(wǎng)上占據(jù)五星位置，短短幾年售書便接近20萬冊。

現(xiàn)在簡單回想起來，我的翻譯經(jīng)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找米下鍋階段和上門約稿階段。前階段沒有太多資源，幾乎只要有譯活，二話不說就接，而且不過問稿酬一事。后來，尤其到了北京以后，不同的出版機構(gòu)或?qū)W術(shù)機構(gòu)會常常上門約稿，被我婉拒了的出版社有不少。我的拒絕不是因為稿費，而是我只翻譯自己喜歡的書，喜歡翻譯有思想性的、有挑戰(zhàn)性的書。當然，我也有兩本兒童讀物的翻譯，那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翻譯界對兒童文學翻譯的關(guān)注不夠，兒童的想象力培養(yǎng)，不能僅僅來自母語的故事，還要來自異域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

翻閱我的譯文集，讀者會發(fā)現(xiàn)至少兩個特點：第一，首譯占了絕大部分。我當然也羨慕過去那些翻譯一個外國作家全集的譯者，但這種機會在今天已經(jīng)微乎其微。我的大部分翻譯,大概接近百萬字，都是不曾有人翻譯過的。首譯困難大，尤其是學術(shù)著作的翻譯，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學理混亂，如嚴復所云：“一名之立，踟躕數(shù)旬”。不過在這種精神挑戰(zhàn)中，我也產(chǎn)生了一種只有譯者可意會的成就感。

第二是翻譯書稿體裁多樣，有文學、文學理論、美學、哲學、神學、認知心理學，政治傳記等。而且，這些書大都是出自名家，屬于經(jīng)典之作。2009年我參加了奧地利的薩斯堡全球論壇，討論文化、翻譯、認同等，參會者50人左右，都是各國著名學者，如英國《衛(wèi)報》的主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瑞士的馬悅?cè)唤淌冢绹又萋迳即壏中Ｖ麑W者和翻譯家邁克·漢姆等。在我們分組討論時，時任國際譯聯(lián)（FIT）主席、南非大學的教授竟自告奮勇?lián)蚊貢鲇涗泦T的工作。與會者一致認為應該彰顯譯者的地位，因為他們?yōu)槭澜绲奈幕⑺枷牒臀膶W的溝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霸獾秸蔑@”的三位與會譯者分別是：挪威翻譯協(xié)會會長（挪威百分之九十的印刷品是通過翻譯，她說，一個小國如果沒有翻譯，思想就會干枯）、擁有利比亞和英國雙重國籍的女翻譯家（她用英語和俄語翻譯非洲小說）和我。大家為我翻譯了馬利坦的《藝術(shù)與詩中的創(chuàng)造性直覺》、卡斯培的《耶穌基督的上帝》、奧巴馬的《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三部選題不同、體裁迥異、難度極大的書而感到不可思議。

在翻譯方法上，我個人主張先直譯而后意譯。我講的直譯不是歐化的翻譯，佶屈聱牙；我講的直譯建立在通暢、曉易之上。在直譯中，文本的形式與語言表達方式能夠得到較好的保存，形式本身就是意義的一部分。我希望譯作能留下原文的痕跡，從那里面我們可以體會文化的、思想的、詞語的別樣滋味，我們的鑒別力、認知度都可以同時得到提升。當然，沒有百分之百的直譯，原文有許多可以做到直譯與意譯兼顧。我只是在直譯不能表達文本意義時才采取意譯。如果是詩歌，我會嘗試用直譯和意譯不同的方式、或者直譯與意譯結(jié)合的方式去做。

我本人多年的翻譯體會是：譯者必須態(tài)度嚴謹，對文本心懷敬畏，措詞謹慎，力求達意。做到不通曉文本不譯，不熟悉術(shù)語不譯，語境不清楚不譯，無可查資料不譯。對于譯文要反復推敲，斟酌用詞，不斷修改，只有這樣，才能產(chǎn)生合格的譯文。不同的語言中存在差異性和心智的不同，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差異性，并力求在譯文中保留它。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說，譯可譯，非常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