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百年前，稱譽北京畫壇的湯定之（1878—1948），時人皆知他是南京被太平天國攻陷時死難的名畫家湯貽汾（1778—1853）的曾孫，畫家湯祿名（1804—1874）的孫子。湯貽汾不獨自己是琴人，還滿門風雅，妻妾子女多兼擅琴畫，傳為一時韻事。湯祿名會不會彈琴，暫時沒發現直接材料，但在那樣的家庭氛圍里，大概率也是會的。湯家的畫藝，傳到湯定之已是第四代，那么自然會有一個聯想，琴藝有沒有傳到這一代呢？似乎沒有，然而要說全然隔膜，卻未必然。

湯定之的超級鐵粉余紹宋的日記，前些年已經出版，其中記載的琴人較多，琴事偶有，如聽“楊思伯”（當是楊時百）彈琴，“畫社同人皆在焉”（1920年8月8日），“畫社同人”中湯定之想必在座。這些自會有學者去挖掘，袖手相待可也。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湯定之至少藏有一張琴，名為“鳳鳴岐”，兩番易手后更被易名，這便是管平湖奉為至寶，留下以命護持佳話的“清英”。

《中國古琴珍萃》增訂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6月）首次刊出管氏舊藏“清英”的圖片，琴背有一段銘文是：

余老友王君松泉，琴學淵博，與濟南秦鶴鳴羽士友善。于民國十八年攜此琴來平，見余所藏唐琴“鳴鳳”，贊不絕口。余亦愛此琴音韻清亮，遂相議互換。此琴王君原以五百金得自京門湯祿名之后裔，龍池內署“大唐咸亨二年鴛湖外史制”，則是否為二十四琴齋所藏，以無署款，不敢臆定。然發音清亮，知非凡品，爰重加整飾，音更雄厚，為余所藏諸琴冠。

民國十八年仲夏，古吳平湖管平識。 （“管平”“吉廠”兩小印）

文字很不高明，王世襄“臆測”管平湖拙于此道（《多才多藝的管平湖先生》），頗有道理。且觀其大意，提到了“此琴王君原以五百金得自京門湯祿名之后裔”，這位在北京的“湯祿名之后裔”，自是湯定之無疑。考慮到湯定之、管平湖同為中國畫學研究會成員，且湯為尊長，管為少卑，故管平湖用如此委婉的方式道出湯定之的讓琴之舉，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年又曾見湯定之致吳仲坰（1897-1971，仲珺）書札一通，開篇云：

仲珺仁世兄閣下：前者奉到惠示，并扇面、“存古”琴拓片兩件。扇面遵命奉上，欲工反拙，愧愧，乞教。詩久不作矣，夙本有失眠癥，去歲患心臟疾半載，今春才好，不敢構思。現在日間作畫稍久，往往夜間即不成寐，故拓片敬題觀款附上，非敢方命也。

從前初見此札，覺得無非是對他人所請半就半拒，就者為他畫了扇面，拒者未在一張古琴拓片上題詩，何況這是一位世交晚輩，自然不存在心理負擔，因此閑閑讀過，未曾多想。今日重看，發現所拓古琴名為“存古”，忽然明白了湯定之拒不題詩的真正緣由。

一九四〇年代，至少有三個文獻提到了“存古”（或誤作“太古”）琴，分別是寒翠《浣溪沙題蔗園所得水繪園古琴拓本》（載《蘇州新報》1940年9月27日）、董玉書《蕪城懷舊錄》卷三（建國書店，1948年11月）以及他的詩集《寒松盦詩草》卷二（約1947年），我曾草成《水繪園藏程濟遺琴拓本考疑及其他》一文（刊于《藝術史研究》第十七輯），略加考索。這張琴原藏揚州史公祠，為歸元禪師所有，據云為明初程濟、清初水繪園冒氏遞藏，有弘仁銘文。民國初年歸元示寂時，以此琴托楊繩武“易資焚瘞”。楊繩武安葬歸元后，秘藏此琴，其后將琴制為拓片，饋贈友人。

寫這篇文章時，尚未看到存世的拓片，但資訊已足以支持我斷定所謂程濟、冒氏遞藏，弘仁銘文，一應俱偽。沒想到二〇一六年美國、中國拍場上，一下子出現兩張“存古”琴拓，在美國的那張有六舟和尚、楊聾石、瞿中溶的印章、題詞及楊繩武長跋，在中國的那張有拓無題。這兩張拓片的出現，在很多地方都印證了拙文的推斷，令人驚喜，不過六舟、楊、瞿的印章、題詞又是全偽，作偽者連楊繩武本人的題跋都沒看明白，搞出前人題后人拓本的笑話來。這就促成了第二篇文章《水繪園藏程濟遺琴拓本續考》（刊于《藝術史研究》第十八輯）。

這樣一張琴，楊繩武自得其樂也就罷了，可哪里逃得過湯定之的法眼？何況湯定之雖未必會彈琴，終非未曾見過古琴的人，當然知道古琴斷紋整體而言均為橫向，而就兩張存世拓片來看，墨拓琴身遍布縱向紋路，極為明顯，這是絕無可能之事。大約楊繩武實在太過寶愛“存古”琴，擔心多拓難免損傷，所以用一張拓片翻板重刻，再拓這個“翻板”去送人。他不講究，“翻板”未曾髹漆，自然就出現縱向紋路了——木紋也。

《續考》曾考出楊繩武祖籍丹徒，落戶東臺，在揚州活動較多。那么吳仲坰是怎么得到此琴的拓片的？看到他長年居揚州，就毫不奇怪了。他家與楊繩武家或是有往還的。只是湯定之看到這位“仁世兄”讓他題詩的拓片，實在不好意思點破，托辭婉拒，“敬題觀款”敷衍一下，大概是唯一的選擇。

辛丑七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