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爾·貝婁散文選1940-2000》收錄了諾獎作家索爾·貝婁的書評、隨筆、演講、訪談，幾乎容納了這位二十世紀傳奇作家所有關于小說的秘術與情操。接下來我們透過本書收入的文章，一窺索爾·貝婁的內心世界以及二十世紀的小說精神。

1962年，還在寫作《赫索格》的索爾·貝婁在《密歇根評論季刊》發表了一篇長評論。在《我們向何處去？小說的未來》這篇文章里，貝婁表達了對文學的憂心?！艾F在，我們已經見識了舊式自我的無數榮辱成敗。我們從內戰以來的數部美國文學作品中，看到了他們的進步與衰亡，看著他們從興盛到沒落。作為讀者，我們仍然為蘭伯特·斯特雷塞們、赫斯特伍德們和考珀伍德們，以及蓋茨比們所打動、所取悅；但作為作家，卻不是這樣了。”關于文學，貝婁首先劃了一個界限，讀者的文學，和作家的文學。讀者們仍然喜愛《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蓋茨比》及其角色們，但作家們早已拋棄了這些旨趣，作家們都是品位高端的人，也都是現代主義或者精英文化的附庸，他們已經遠離了舊有的超越精神、道德故事、情感生活、財富想象。舊式的崇高，舊式的躲閃，舊式的武器，全都過時了。實際上，在這些方面，讀者們仍然和作家們站在一起。在某種意義上，《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蓋茨比》之所以還被讀者喜歡，并不是因為它們足以代表或者象征某種當下的文學，而是因為它們仍然還可以被當做文學來看待。

貝婁所憂心的文學的蹇困，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文學的跨世紀的演變。拉長來說，19世紀的作家們都相信，思想有著難以逾越的重要性。在美國文學史上，這些作家是愛默生、梭羅、惠特曼、梅爾維爾，他們都很喜歡說教。但在20世紀，作家們紛紛放棄了這個態度，他們效忠于普通人，于是乎，奇怪的組合產生了，人物相當天真，技巧和語言相當深奧。思想，日益被隔絕在藝術世界之外。在美國文學史上，海明威和T·S·艾略特是其中的典型。托爾斯泰對道德主題的堅持，內瓦爾德浪漫主義，已經成為過去時，取而代之的是福樓拜及其追隨者，他們鉗制道德的自我發揮，強調一種審美客觀性，這種審美客觀性主宰了20世紀的文學世界。

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變化，在很多學者眼里，是文學的進步，也是現代主義的拓進，但貝婁不以為然，他尋找的是遺失的道德之光。在隨后的文章《作家成為說教家》中，貝婁又進一步解釋了，他之憎恨大多數現代主義的原因。“他們只能走同樣的路：自由主義的路、自然的路、普羅米修斯式反抗的路、社會主義的路——這個名單幾乎無窮無盡。作家會擇其一，然后主張自己的真理。因此，他的藝術命運和思想命運差不多是綁定在一起了。它們要么一起勝利，要么一起覆亡?！睂τ谪悐鋪碚f，某些現代主義者們對其所要書寫的內容有一個錯置，他們不知道要對什么表現出善意以及如何表現善意。貝婁對20世紀文學的想象，在今天雖然已經被遺忘和廢棄，但是卻別具一格，針砭其癥。

與文學之變牽系甚多的還有社會之變，或者說，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的變化。19世紀的藝術家扮演著天才的角色，而讀者也將這些天才視作是在世的神明。維克多·雨果、列夫·托爾斯泰、蕭伯納的威望，如今的讀者恐怕已經很難想象，他們集科學家、幻想家、宗教人士于一身，又將這些身份發揮到極限。無論如何，這個局面隨著市民階層的變化，社會改革的完成，以及科學的分化與改變，消失不見了，文學的崇高地位也一去不復返了。

貝婁用他特有的狡猾和銳利，講述了文學的衰落，但他也不以為然，他的文學期待并沒有因之落空，相反，他試圖透過社會層面的衰落以及文學自以為是的變形，看到與發現文學的真諦。1951年，貝婁做了一個題為《世俗之人，世俗時代》的演講。貝婁在此傳遞了他心內關于文學的信念，以及文學何為的關切。貝婁說道，“依我之見，一個小說家的工作仍然是確定重要性的等級，從風格、語言、形式、抽象，還有多種多樣的社會現實的威脅、干擾中，拯救出人類獨特的價值?！?/p>

終其一生，貝婁所展現的不過是赫索格的天才一面，他開始時像只天才百靈鳥，結束的時候卻成了天才鴕鳥。出版于1964年的《赫索格》，曾經暢銷一時，如今成為貝婁的代名詞。摩西·赫索格永遠也完成不了他的巨著《浪漫主義的根源》，他還被戴了綠帽，他的一生都被喜劇圍繞著，盲目，倒霉，瞎忙一氣。赫索格像貝婁一樣調侃那些上流的寫作者們，“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天才的想象是多么迅速地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罐裝產品。斯賓格勒的‘普魯士社會主義’成了罐頭泡菜，荒原觀念成了老生常談……”貝婁的批評同樣也指向了他自身，他不希望自己重蹈赫索格的覆轍，留下一段屈辱的歷史。

他的信念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達到了高潮。貝婁說:“現在居于核心的是什么呢？當前，既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而是人類的決心——在這樣的混亂黑暗中，決心堅忍向前，還是墮落毀滅?！蔽膶W的核心，其實就是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