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好的小說人物往往會叫我們產生“不適”感。

越是那些經典永流傳的藝術形象，越是會讓讀者們覺得不舒服、不爽，讓人胸悶，讓人壓抑，讓人扼腕唏噓，讓人悲從中來，讓人恨鐵不成鋼。《變形記》里變成甲蟲的薩姆沙令我們不適，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令我們不適，阿Q令我們不適，林黛玉令我們不適，福貴令我們不適。他們的悲慘、卑微、狹隘、局限令我們不適。

之所以感到不適，那是因為我們在閱讀中普遍代入了自己。文學有時候就是具備這樣一種功能，它將一種現實生活中難得一見的東西演示給你看，它在藝術的許可或者叫包庇下，弄假成真，登峰造極，從而讓作為讀者的我們對自身的境遇在某一刻產生深刻質疑，那些閱讀時作用于虛構人物身上的絕望、憐憫和排斥，統統回流指向了我們自身。很簡單，每個人都從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從薩姆沙身上看到了自己有可能的影子。

作為作者，我努力向這一標準靠攏，向“不適”看齊，我努力想讓“俞叔”這個男一號令讀者感到不適。他令人不適主要是因為他的卑微，一個人究竟可以卑微到什么程度？一個人最大的卑微，不是對這卑微的領受和默認，而是對它的拒絕和反抗，以及反抗的徒勞。這無力和徒勞令我們深深不適。

“俞叔”的卑微，成因有多種，有我們當下所處社會階層固化的因素，也有其個人的原因，包括性格成分和運氣成分等等，但事實就是這樣，他一生都被壓迫在一個逼仄的空間里，無論是物質還是靈魂，一輩子都沒直起腰來。“俞叔”令我們不適，他的卑微令我們不適，我愿意通過這虛構和極端的卑微，提醒一下我們或者我自己，這世界上，是可能有卑微至此的一個人的，一個人，是有可能卑微至此的。我猜想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對卑微的恐懼，包括那些正處于現在進行時中的強者、高高在上者。

作為與“俞叔”對應的存在，小說中的男二號，“我”那當局長的父親，這個人物無疑是令人很舒爽的，符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取悅讀者的設定，符合我們對強者不恒強、弱者不恒弱的這一雞湯法則的預期。事實也的確如此，當病痛、衰老、世態炎涼等等不可抗力將所有的附加統統剝離，把他還原成一個自然人的時候，在他和“俞叔”的那個層面上，他也是卑微的，甚至比一輩子都沒直起腰來的“俞叔”更加卑微。這個世界就是如此，人和人之間就是如此，人和萬物之間亦是如此。萬物之靈長、主宰、王者，這些頭銜和命名會害死我們，所以人當存敬畏之心，如果實在不敬畏，也至少要保持些我們內心深處對淪為卑微的恐懼。

一個“俞叔”，一個“局長父親”，不管他們是令人不適也好還是叫人舒爽也罷，其實都很悲催，說白了，都是生活當中的可憐人。既然可憐，我們就要給他出口，給他希望，文學就是干這個的，不然要文學干嗎呢？奇怪而有意思的是，他們其實互為對方的希望和出口，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兩個人的命運沒想到以這樣一種方式碰了頭。即便無力，即便徒勞，至少還有希望。希望很遠，遠在“月亮之上”，不管是每年除夕晚上“局長大人”家陽臺外面的月亮，還是走投無路時“俞叔”手機鈴聲里的月亮，至少都看得見、聽得著，它屬于需要它的每個人，月光照在你身上，也照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