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是一種心靈的到達

張學昕

我不得不承認，多年以來，在我對文學的持續不斷的閱讀中，那些堅硬或柔軟的文字，不僅沒有緩解我內心與現實的某種齟齬和沖突，鑄造起我內心的強大，反而愈發加劇了我對存在的焦慮、壓力和緊張。我想，這種焦慮和緊張既來自我對文字過于輕率的理解，來自我對存在不能從容把握且缺少的灑脫和睿智，也源于我精神內涵的種種匱乏，以及我對不朽事物或境界的渴望。這也是我更為眷戀文學的理由。而我所恐懼的也恰恰是這一點。因為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敘述文本，而是那些文字背后復雜的文化和艱澀、迷亂的現實生活。我甚至深深地懷疑：我的批評文字作為個體世界的情感呈現和自我生命的載體，對社會生活和更多的“他者”又意味著什么？我的所謂對文學的“獨語”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因此，我常常在閱讀和批評中不斷地、惴惴不安地追問、反省自己有關文字的倫理。

我漸漸清楚的是，文學、文學批評都是心靈對整個外部世界和存在的一種精神性的秘密到達。它是一個心靈，從生活現場到寫作現場的沒有任何表演性質的一次勇敢的穿越，這時的寫作，當然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自我的原生態的復現，而是心靈對存在的“寬廣”和豐富，對世界的一種耐心的傾聽和對內在自我的尋找。這時的“批評”，與閱讀一道，源于文本更依賴于生活，是擺脫任何功利和庸俗枷鎖的一次次遠行，是一個心靈道場和充滿激情的狂歡儀式，是精神對事物的某種到達。這時的文學寫作，心靈完全沉浸在語詞的密林里，彌散出激烈和吶喊、寬柔或沉寂、疼痛與撫摸，暗示著寫作者內心的美妙風景和百感交集，超越文本之外，到達生命本身。

我說過，我從不敢對文學有太多的奢望。我覺得更不要讓文學、文學批評有太多的文學之外的負累。文學批評雖然不能即時性地解決我們現實的、個人的尷尬處境，但我堅信，文學會建立大于一切物質存在的寬闊和自由，她從黑暗而堅硬的存在中磨礪出耀眼的火光，顯示出她的神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她既不是擺設也不是附庸，而是前面提到的，是一種到達，我想，對于文學，對于心靈，這已經足夠了。

從心靈出發所能呈現的文學現實，在經歷了歷史、現實世界的風風雨雨之后，必將會重新回到心靈的錨地。無論她有多少負載和承諾，有多少企盼或獲得，有多少期待或無奈，有多少虛幻或夢想，有多少空虛或深刻，我們都會在對文學的心靈闡釋中得到最大的快慰。文學是神圣的，她永遠是一條道路，一條不斷延伸、鋪展開來的道路，讓更多與文學有關的人們，穿越表象和某種意志的世界——到達。

這種到達，不會被任何外在于文學和心靈的意志指派，它是批評家具有閱讀者和詩人雙重身份的一次經驗快感，是文本的另一次寫作過程，是在精神、理性控制下又為理性力量所不能洞察的隱忍力量的樸素呈現。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文學批評的高貴與尊嚴，并不在于它的權威性，而在于它的寬容、仁慈和激情。

我如何才能獲得并保持文學評論寫作的尊嚴和激情？

2007年1月1日大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7年第2期

批評家印象記

當學昕選擇做一個文人

李 洱

四年前，經由林建法先生介紹，我與學昕得以成為好朋友。那時候，張學昕已經退出政壇。在從政和從文之間，他選擇重新做一個文人。別人是學而優則仕，學昕是仕而優則“退”，一直“退”到個人。

在一篇自序中，學昕曾經說到，在這個時代，文學是一種體現個體生命的個人修辭學。對學昕的這一看法，我深為認同。學昕的說法，也令我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的一個觀點：寫作是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人的最重要的途徑， 正因為這個原因，許多有才華的人才將寫作當成自己的終身職業。

當學昕放棄仕途，而把文學批評的寫作當作自己的職業的時候，他其實是想通過寫作來穿透社會和意識形態的限制、封閉和壓抑，成為一個真正的個人。

從這個意義上，“退”不是退，而是進，一種面對困難的進。

從學昕對批評對象的選擇，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他的趣味，他的“幽韻”。

學昕最早的批評文字，大都與先鋒小說有關。20 世紀90 年代末，在先鋒小說退潮之后，他的目光仍然被先鋒小說細微和豐潤的肌理所吸引。學昕不是一個容易被文學潮流所裹挾的人。他更愿意手持書卷，隔岸觀火，然后描述和分析火焰的變幻莫測的形式感，還有它激蕩的煙塵。

學昕至今用力甚多的，是對蘇童小說的研究。毫無疑問，蘇童一直是一個獨具性靈的優秀作家。蘇童的小說意象豐饒，氣韻生動，你從中幾乎看不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它們幾乎是以自己的意志在向前滑行。學昕對蘇童小說的研究，其注意力也往往集中在小說的敘事美學方面，他探究蘇童個人的氣質與小說風格的關系，探究蘇童小說的唯美傾向，探究蘇童為何執著于短篇小說寫作。他的許多闡發，蘇童本人是如何看待的，我并不知道。但作為蘇童小說的愛好者之一，我以為學昕的很多闡發稱得上思入微茫。

但我更想說的是，學昕之所以選擇蘇童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是因為他本人的心性和蘇童小說之間，有著一種微妙的同構關系。

不僅僅是對蘇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昕對當代小說的關注，也大多集中于小說對“非現實世界”的詩性描述方面。甚至對閻連科至為沉重的《日光流年》，學昕關注的也主要是小說的“寓言結構”。學昕對格非的《錦瑟》以及李馮早年的戲仿小說，也非常欣賞。因為，用他的話說，他在這些小說中發現了新的“審美形式結構”。他認為這是個人經驗、自由的虛構以及敘事策略的合謀，是一種“詩性生成”。

也正因為如此，我注意到學昕對敘事學研究大師華萊士·馬丁非常推崇， 而在華萊士看來：小說意味著詞與物之前的錯誤聯系，或者是對不存在之物的言及。華萊士的話當然很有道理：詞與物從來不存在著對等關系，“詞中之物” 與“物”更不存在對等關系，否則“詞”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就將被取消。

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是從80 年代中期開始關注文學變革的，都能從學昕的此類文章中，找到貼己的經驗。80 年代中期的文學變革，正是首先從“對不存在之物的言及”開始的，并由此為以后的中國小說提供了較為成熟的形式基礎， 我后來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之為“物質基礎”。而對這種“物質基礎”的長期研究， 使學昕可以輕易進入各類文本的內部。而深厚的學理背景和文學史意識，又使得他可以在“史”的維度上，對小說的價值和意義作出進一步評估。

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我以為《論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唯美主義傾向》《多重敘事話語下的歷史因緣》《唯美的敘述》可能都是當代文論中的重要篇章， 尤其是前者。我自己覺得，它可能是蘇童研究之外，學昕在文學批評方面的標志性成果。學昕梳理了中國現代文學以來的唯美主義傳統，談到唯美主義在現代中國語境中的特殊的傳播方式，進而探討了當代小說中的唯美主義傾向，以及這種傾向在賈平凹、馬原、蘇童、張承志等人作品中的不同表現方式。

作為一種文學潮流的唯美主義小說，早已作古，但具有唯美主義傾向的作品，作為一種潛流卻一直存在于世。唯美主義小說大多帶有某種詩性特征，是學昕說的那種“‘非現實世界’的詩性描述”。唯美主義作品的最重要源頭， 就是王爾德的《莎樂美》。在王爾德那里，它體現為非理性主義和肉體崇拜。但王爾德在中國的傳播，以及隨后的中國式唯美主義作品的出現，卻奇怪地具有了另外一種反傳統的意義，它奇怪地成為啟蒙文化和消費文化的混合物。遠的暫且不說，90 年代以后，中國式的唯美主義風格的作品，都在市場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另外一個有趣的例證是，網絡文學除惡搞之外， 也大都是唯美主義式的。當唯美主義不再是一個美學高地，而成為一個消費平臺的時候，文學批評有必要對此做出適當的辨析。

所以我以為，學昕對中國式的唯美主義作品的研究，其實很有可能涉及了在中國非常復雜的語境中，中國小說所面臨的困境和誘惑，以及調整的必要。

在一篇文章中，學昕在談到自己的文學批評時，有個夫子自道：我從不奢望文學或是批評能即時性地解決現實或個人的尷尬處境，可我相信，文學會建立大于一切物質存在的寬闊和自由，她從黑暗的堅硬存在中磨礪出耀眼的火光， 顯示出她的神奇。所以，她既不是擺設也不是附庸，而是一種真正的心靈的到達。

我以為，學昕首先道出了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有限性，同時學昕的理想主義情懷也在此暴露無遺，因為他認為文學將建立大于物質存在的自由。相比而言， 我可能沒有學昕這么自信。但我對學昕所提到的“到達”一說，非常認同。無論是文學還是批評，我們都處于途中，我們的文字既是對抵達之途的呈現，也是對抵達之謎的探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更愿意把這把看成是一種宿命。只要你選擇做一個文人，做一個個人，你就永遠處于途中。

當我這么說的時候，我仿佛看到學昕端起了酒杯。學昕說：老弟，處于途中有什么不好？永遠處于途中，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生存方式。沒錯！我承認， 永遠處于途中，也確實是一種幸福。

我所認識的批評家，大多比小說家更能喝酒。個中道理，我想不清楚。有一位朋友說，這說明批評家比小說家更有詩人氣質和激情，更豪爽，更有熱腸。這話是否對路，我也想不清楚。

不過我知道這話用到學昕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我們每次喝酒，他都得照顧我，不然我會醉得不省人事。而學昕，卻能在喝酒之后照樣坐而論道，談論當前小說創作的得失，談論朋友們的近作有何新意。那個時候的學昕，真是可愛極了。

去年整整一年，因為家里有人生病，我在北京和河南兩地奔波，心情極為焦慮，幾乎只字未寫。有一次在書店，我幾乎昏倒在地。那段時間，學昕經常打來電話安慰，讓我感動不已。學昕是個念舊的人，當文學圈越來越成為一個名利場的時候，我為有學昕這樣的朋友而感動、寬慰。

與學昕交往的作家，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如果哪天學昕向你介紹一個新朋友，你最好也把那個人認成朋友，我保證你沒錯。在這個時代，作為一個文人， 既沒有多少利益可供分享，也沒有什么山林可供歸隱，剩下的也就只有友情可供追憶了，也只有友情可以使我們在保持個人性的同時，不至于感到凄清和無援。

北京昨日大雪，學昕遠在更北的東北，那里一定也是大雪紛飛。“雪夜圍爐” 是古時文人友情的重要象征，我們無爐可圍，我只能寫下這篇短文，作為學昕文章的札記，也作為對文人之間友情的紀念。

（李洱，時供職于《莽原》雜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