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里的戰爭

這個被作者命名為“樹枝上的瘋婆子”的女人，是小說中敘事人的奶奶。她身體“消瘦又細長”，卻擔負著讓兒媳婦誕下男丁壯大整個家族的使命，這是她籌謀多年的革命，也是她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小說的敘事人，也就是這個“瘋婆子”的孫女，作為這場革命生產出的副產品、邊角料，從小處在父母缺席的生長環境，與奶奶相依為命。奶奶對她的關照如此有限，以最低限度的生命維持為主，畢竟奶奶的絕大部分精力，都花費在了“如何讓兒媳誕下男丁”這一重大課題上。正如世上所有向天買卦的事一樣，不如意總占十之八九，敘事人的母親最終也沒能生下一個健康的男孩，而是跟隨那個被“換胎藥”毒害的嬰兒一起葬在了下雪天。父親和奶奶自此陷入深刻的絕望，最后變得瘋瘋癲癲，一個終日沉睡葬身倒塌的房屋，一個成天躺在樹上掉落井底而亡。

從“太陽底下無新事”的角度講，“重男輕女”的確算不上什么聳人聽聞之事，但對于每一個攤上這種家庭的女性來說都無異于滅頂之災。這篇出自00 后青年作家南音之手的小說，在不到一萬五千字的短篇幅內，呈現了一個家族四代女性的遭遇，像一部殘酷的微型史詩。相比小說中三個直接受害的女性，敘事人更多站在旁觀的角度，對跟她血脈相連的三代人進行觀察和審視。但這種審視并非冷眼旁觀，而是帶著深深糾葛其間的切膚之痛，這種感受的傳達源自于作者在文中大量的詩性描寫，比如多次出現的“魚”的意象——當“我”在窗戶外偷看躺在火炕上待產的母親時，“總能看到一條魚在紅窗戶里飛”；“我”獨自被鎖在土房子里，感覺自己“慢慢變成一條魚的形狀。兩條胳膊耷拉在被子外面，我的手臂上下揮舞，像極了一條長著翅膀的魚”；奶奶的“第二十個妹妹出生在一個被雪淹沒的晚上，在火光的映照下這個嬰兒無比清晰與紅亮，奶奶仿佛看到一條閃動著紅色翅膀的大魚落在沾滿灰的高粱地里，大魚走一步，覓一步食”；小說的結尾部分，奶奶從樹上掉落，像“一條長著紅色翅膀的魚飛入了井里”——魚在水里的游動靈動而優美，作者卻讓它脫離水，長出翅膀，在不同的時空飛行。魚原本的優美和靈動被不知所措的“飛”代替，帶著掙扎的痕跡，是不祥的征兆，是事物脫離它應有環境時催生的不安與恐慌，同時也是敘事人對自身所處時空的思考中產生出的源源不斷的絮語：這場耗費幾代人的精力，發源于子宮中的戰爭，本應是對生命傳承的追求，卻讓已經存在的鮮活生命陷入無意義的循環和消耗，這讓年僅十來歲的敘事人體會到一種陌生的虛無和荒誕——“我已經不太能看清前面是什么了，霧氣很大，恍惚間，我好想把自己丟在霧里，等到太陽升起，就和風一起吹散到世界各地。我好像聽見有人在我身邊游走，這條小路上丟失過多少人，我從來都沒有注意過。”

為了告別的答案

裘勝斌的小說《竹林深處》以十分短小精悍的篇幅，講述了一樁被有意逃避多年的懸案：小說敘事人回鄉修繕被損壞的老屋，意外發現父親當年橫死的線索。父親究竟為誰所害？小說沒有明確給出答案，作者也沒有在這樁懸案上著墨過多，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重要，它是整篇小說的敘事樞紐，是小說所有事件發生的起點。小說始于敘事人絮絮叨叨地對日常生活的講述：從起床前躺在床上玩手機到渾水摸魚但前途有限的工作，都是極為普通的當代青年打工人的真實寫照。對于敘事人來說，在這平凡的一天，發生不平凡的事情是收到了老家房子坍塌的消息，勾起了他對多年以前父親之死的疑問，這本是他逃避多年的答案，卻在一個極其偶然的瞬間擊中了他——“那個坍塌的豁口就像黑洞一樣，不斷地把我往里吸。我強烈地感受到一股情緒的引力，必須要做點什么了，這是最后的機會。如果放任不管，豁口很快就會繼續坍塌，接著是全面的崩潰，一切都將化為無形，包括我的疑問。”于是，他踏上了歸家的行程。

小說接下來就在當下事件和回憶之間穿梭進行，老房子坍塌的洞口泄露出多年之前的秘密，答案就這樣朝著敘事人迎面而來。小說的敘事人接手了這個隱匿多年的答案，沉默不語地告別了老家的親人，坐上了回京的高鐵。小說至此完結。

米蘭·昆德拉對小說結構有個著名的論斷：“小說首先是建立在幾個根本性的詞語上的。”這是因為“一個主題就是對存在的一種探詢，這樣一種探詢實際上是對一些特別的詞、一些主題詞進行審視。” 裘勝斌的這篇小說正好暗合了昆德拉的這一論斷，它的根本性詞語就是“答案”和“告別”，“答案”是搭建小說的龍骨，“告別”則是構成小說的血肉。這樣拆分之后，小說的主題便呼之欲出：雖然離家多年，但敘事人的某一部分仍然藏匿在家鄉的竹林深處，成為體內時不時被牽出的隱痛，盡管“我”在日常生活中習慣性地回避，但家庭的秘辛仍是塑造“我之為我”的重要原因——從作者的絮叨中，能窺見敘事人的大致情狀：在女友面前有小心翼翼的成分，工作沒有野心，不大受老板待見，整個人呈現出一種略顯頹喪的狀態。在作者的暗示中，這些狀態跟敘事人從前的遭遇息息相關。因此，要告別導致如今這種頹喪的過去，就需要去直面困擾多年的答案。這篇看似懸疑的小說，寫的其實是一則微小的個人歷史，它沒有對時代高屋建瓴的總結或其他重大題材的涉及，但包含著對個體的剖析與回顧，充滿了對個體的細致描摹和人文關懷。

消失的面具

楊印子的小說《被竊者記》讀起來像一幕現代先鋒舞臺短劇，短小、荒誕，猝不及防。在這篇只有三千多字體量的超短篇小說中，作者開篇第一句話就交代了一個純然虛構的時空背景：“Ryan 的面具丟了，那個每個人都有的，和所有人一樣的笑臉面具。”接下來的情節，都在這個前提的設定下發展。盡管從開篇的第一句話中能推測，小說主人公丟掉每個人都有的笑臉面具一定會有麻煩，但因此被人敵視和追殺也有些出人意料。根據普通的閱讀經驗，讀者在此時大概率會放棄猜測接下來的情節而全然跟隨作者的節奏，被作者牽引著探尋故事的最終走向。作者當然也并未讓好奇心被高高吊起的讀者失望，她讓小說主人公在經歷了槍擊之后又做出了常人難以理解的行為：Ryan 沒有追究對他射出子彈的人，他甚至沒有多看他一眼就走出了電梯，帶著受槍傷的腿去完成他的工作。因為沒有人人都有的笑臉面具，他被老板辭退。在回家的路上，他被路人圍攻，每個人都拿著刀，對他圍追堵截，他終于被絆倒在地——這時，“Ryan 從床上驚醒，直直地盯著面前的墻，喘著粗氣。”原來是場夢！還沒等讀者發出“虛驚一場”的感嘆，作者又讓故事進入下一個轉折——Ryan 神經質般起身尋找夢中遺失的面具，卻收到女友Stephanie 的短信：“不用找了，是我拿走的。”那么，夢中可怕的場景會真的出現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作者告訴我們，“Ryan 看著屏幕，定在了原地。他瞳孔放大，抬起頭，呆呆地，呆呆地看向前方。”

這篇一波三折的小說以相當短小的體量容納了層次豐富的故事情節，作者的想象力和編織故事的能力于此都可見一斑，雖然小說的情節走向是荒誕的，似乎也是背離現實的，但作者通過它對現實的批判卻顯而易見。在一個被種種事物異化的時代，個體的情緒毫無價值也沒有被關注的必要，小說中的時空背景雖為虛構，但跟如今的現實存在眾多交集之處：早高峰時段路上步履匆匆的行人、辦公大樓中繁忙的工作狀態、人人臉上同質化的表情……這些都昭示著我們處身其中的現實其實處處隱藏著荒誕和怪異。作者對此并無任何直接的評述，她將批判揉碎了融化在多次緊急剎車和急速轉彎的故事情節中，整篇小說的敘述干脆利落，以“面具”這一事物，串連出一個噩夢般的場景，讓人讀完，細細思量下有汗毛倒豎的涼意。

向經典的回溯（或致敬）

劉成碩的短篇小說《當兵》讀起來頗有穿越之感：首先是這篇小說的選材，它講述了一位烈士遺孀為了完成女兒想當兵的愿望，四處托人辦理的事情。聽起來就是讓80 后、90 后，更不要說00 后感到非常陌生的事件，當兵受到全民追捧，已然成為遙遠的過去，那是革命年代心靈純潔、向往崇高的歷史印記，早就被市場經濟下的雞毛蒜皮打敗。其次，這篇小說的寫作方式，幾乎沒有現代小說對技術強調的痕跡，而是嚴格遵循經典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方式來謀篇布局，起承轉合，敘事細膩不急躁，人物對話以方言為主，符合人物身份，絕不出現超出時代特征讓讀者產生違和感的話語方式。最后，整篇小說的基調樂觀向上，雖然中間穿插了一些頗令人沮喪的波折，但最終結局圓滿。小說中的幾個主人公也符合革命年代現實主義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分配：女主角馬世花質樸、堅韌、勤勞，符合傳統價值體系中“好女人”的標準，是小說中著墨最多也是近乎完美的正面人物形象；女兒秀秀純潔執著，理想堅定，但存在一些嬌生慣養的小脾氣，算是有些小缺點的偏正面形象；手握管事權的政委王雄，最會嘴上抹蜜，收受禮物卻不幫人辦事，是一只“挨過千炮的老狐貍”，同時也是作者在小說中重點批判的對象，他是革命年代接近尾聲，商品經濟時代開始冒頭時浮現出的社會問題的標志，按照傳統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定義，此人就是反面人物的典型。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一些存在于敘事背景中的人物，比如女主角馬世花的丈夫、已經犧牲的革命烈士陳映虎，他在小說中的作用是完善主人公的背景，交代主人公的歷史，讓人物形象更加完整。

從選材到寫作方式，再到人物塑造，這篇小說十分準確地完成了一次對經典現實主義小說的模擬寫作，在小說寫作技術主義泛濫的今天，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寫作方式了。90 后作家劉成碩，是否在通過這種寫作訓練，去尋找他未來寫作的方向，我們不得而知，但時不時回頭看看在某個歷史階段，曾經出現過的經典寫作，無疑對小說創作的未來，增添了一種可能性選項。

結 語

本期“新力量”欄目選擇的四位作家，最年長的出生于1989 年，最年輕的則是“00 后”，他們都是相當年輕的寫作者，也正是因為年輕，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不算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但他們的發聲無法讓人忽視。他們以特有的小音量，絮語般地訴說家庭帶給他們的影響、進入社會和職場的初體驗，以及以實際的寫作試驗，探究未來的發聲方式。從這幾篇作品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他們已經具備了獲取各位讀者正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