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時大腦缺氧這件事，小佳在麥克風前重復講了五六十次，每次他都能讓觀眾笑出來。

小佳本名張佳鑫，27歲，是脫口秀演員，平時走路搖搖晃晃，有幾根手指總伸不直。講段子時，他五官來回拉扯，語速比常人慢，好像每個字都得先在喉嚨里滾上一圈才能吐出來。他抖包袱也像在撒嬌，但臺下觀眾都被“戳”到了，笑得東倒西歪。

他說：“小時候大家都在笑我，但不好笑，才是脫口秀演員最大的缺陷。”

在綜藝節目《脫口秀大會》第四季里，小佳贏得評委的第一票，是通過調侃自己長短腳：“兩三歲看到雙腳走路的人，我都帶著一種異樣而又同情的眼神，心里想，他好可憐吶，竟然雙腳，都在地上。”他還講校園暴力，講因為身體遭受的歧視，和觀眾一起毫不介意地咧著嘴大笑。節目嘉賓夸他“你把我笑死了”。

脫口秀舞臺上，評價演員的標準只有好不好笑。和小佳同臺的演員里，有人調侃自己丑贏得喜愛，有人吐槽自己帥卻慘遭淘汰。一位網友在看完節目后評論，“看了江梓浩和徐志勝，感覺長相還是有點優勢的，只不過在脫口秀行業（美丑的優劣勢）要反過來。”

2018年，全北京的脫口秀表演一周不超過10場，如今北京公開售票的有十幾家俱樂部，一家俱樂部一周就有10場演出。小佳所在的廈門“來瘋喜劇俱樂部”舞臺上，有高中生、60多歲的老人、孕婦、因斑禿剃光頭的女孩，他們用脫口秀解讀自己的生活。

這種解讀是雙向療愈的過程。小佳希望霸凌過他的人能坐在臺下，在聽到他的段子時放聲大笑。“那是證明自己的機會。脫口秀演員就是要讓觀眾笑，他們笑，說明我成功了。”

在“灰暗的日子”里產生了求生欲

開放麥舞臺幾乎是所有脫口秀愛好者的第一站，沒有報酬，但誰都能上。去年5月，小佳第一次上開放麥，強光晃得他眼花，他只能看見第一排觀眾。臺下有人低聲交談、有人刷手機，一開演，三四十雙眼睛都盯著他。那是他在路上常會撞見的目光，但路人只是匆匆一瞥，觀眾則是長久注視。他感到恐懼。

小佳從小不敢在公眾面前講話。第一次正式上臺，是剛上大專，開學時在班里做自我介紹。他的身體和聲音都在發抖，只講了兩句就匆忙下臺。他小時候愛窩在家里看書、看綜藝節目，“能躺著就不坐著”。遠離熱鬧能幫他免去一些麻煩。比如，他記得上小學時，課間曾被一幫同學圍住，他從下課被踢到上課，10分鐘后，身上的衣服已經布滿腳印。

他習慣無聲地表達細膩的情感。因為握不好筆，從中學開始，每次語文作文他都寫不完。但他喜愛寫作，高中校報每期都能看到他投稿的短文。他渴望有存在感，習慣于照顧朋友的感情、隱藏自己的感情，希望朋友“在難過時能想起我”。有收入后，他每年情人節都會給朋友們送花，第一年一朵、第二年兩朵，逐年遞增，“他們愿意跟我做朋友是我的福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東西給他們”。

但他很少表露想被關注的渴望。2020年，他在一家廈門的民宿公司做新媒體運營，公司員工過生日時會在工作群里收到祝福語，但他被漏掉了。生日那天，他頻繁查看手機消息，從白天等到晚上，沒人記得，但他什么也沒說。

2020年年初，小佳為公司年會準備節目。他沒什么才藝，只覺得脫口秀好像“會說話就能演”。他曾向廈門來瘋喜劇俱樂部的主理人Lucy咨詢建議，但沒有深聊。年會上，他哆嗦著講完，臺下同事都在吃飯，沒人仔細聽。隨著防疫政策調整，廈門的劇場解封，那家俱樂部缺人演出，就邀請小佳登上開放麥舞臺。

Lucy記得，小佳曾說自己講話不清楚，就給他發去德魯·林奇的視頻。這位美國脫口秀演員有口吃的問題，但那些結結巴巴的停頓增加了故事的懸念和緊張感。在表演時，林奇不會被時不時的卡殼影響，金句頻出，現場總響起歡呼聲。小佳看完，第一次想“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真到了臺上，小佳還是止不住地抖，大腦一片空白。他試探著拋出第一個梗，有人笑了，他接著講下去，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掌聲”。

“你能感受到他們打心底喜歡你這個人。”小佳回憶道。那是笑聲第一次給他帶來安全感，“一下子上癮了”。

對王梓晗來說，脫口秀讓她在“灰暗的日子”里產生了求生欲。2018年2月，她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在參加某喜劇產業公司的校園行項目時，她第一次接觸到脫口秀。那時她還沒有找到未來的方向，和家人爭論是工作還是繼續讀書，陷入重度抑郁而不自知。

她形容那時“怎么活著都不對”“只想和陌生人說些不用負責任的話”。她縮在位于一樓、光線暗淡的出租屋里，不想吃飯，不想說話，只保留著上臺講脫口秀的愛好。只有脫口秀能把她從床上拉起來，“只有站在臺上那五六分鐘是個人”。

剛開始說脫口秀，王梓晗沒有任何技巧，胡亂講著生活里的孤獨和迷茫。有次去講開放麥的路上，她因為精神恍惚和公交車發生了小事故，兩只腳都扭傷了。那一刻她想，“如果今天在這個地方死了，那還挺酷的。”她忍著痛去演出，講了事故發生瞬間腦海里的各種想法，很喪，但觀眾都笑了。那些笑聲就是她情緒的出口，“每個人都在很認真地聽你講話，但他們并不是真正在乎你，不會因為你講這些話產生情緒負擔。”

她決定把脫口秀講下去。一年后，王梓晗成了一名脫口秀演員、培訓師。她見過抱著各種目的來嘗試講脫口秀的人，“很多人覺得脫口秀的成就感很易得，這個身份也很酷，但一發現沒這么簡單，冷場了，熱情也會馬上冷卻。”多位業內人員表示，在脫口秀愛好者里，只有不到10%的人能從開放麥邁向商演舞臺，把脫口秀作為獲得收益的途徑。

王梓晗靠的是韌勁。“我做這個沒什么天賦。”她自稱，每一個梗都是一磚一瓦搭建的，“從來沒有那種‘被雷劈’似的靈感。”段子從構思到成型會不停地改，她半年能扔掉9000字的段子，有的段子要改兩年以上。

小佳則自認為是幸運的。他覺得觀眾看他說話不容易，對他的期待比較低，所以梗一出來就會感到驚喜。由于表演效果較好，他上了7次開放麥就得到了商演機會，更多人需要三四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第一次商演前，他設計了印有自己表情包的T恤，連著3天睡不著，腦海里翻涌著講過幾十遍的段子，反復回想觀眾的現場反饋。

小佳住在廈門最大的城中村——前埔村。在1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用力量較強的左手慢慢敲打著鍵盤，養了3年的烏龜在一旁陪著他。他把生活中忽然出現的靈感記在手機里，看新聞也會代入當事人的處境，思考創作的可能。

“故事里講龜兔賽跑，烏龜勝利了，但現實里烏龜一動不動，你還要在后面說，快給老子爬。”他曾用段子嘲諷著“龜兔賽跑”在現實中的荒謬，習慣謹慎對待自己的幸運。剛錄完節目，他來不及想自己會不會火，第一反應是趕緊寫新作品、招呼俱樂部的老師幫他看新稿子，“原來的（段子）上節目演過，就不能再講了”。

觀眾看到了他的釋然，笑聲來得也更早

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瑪麗·比爾德在《笑的三大理論》中總結，讓人發笑一般有3種途徑：預期違背、優越感、壓力釋放。真誠的表述能夠增加意外性，來回撩撥觀眾的情緒，讓突然出現的梗好笑性增加。

王梓晗剛開始講脫口秀，朋友形容她像“一臺精密的鐘表”，段子間連接順滑，情緒努力撐得飽滿，嚴格按照臺本演出，“觀眾不笑也不影響我的表演”。

同事建議她設計幾處忘詞，甚至不用把普通話講得那么標準。她慢慢向觀眾打開自己，展示脆弱。“你是騙不了觀眾的，當他們感覺你是真誠的，你覺得好笑的地方他們也會笑，不小心演錯了、話筒架倒了他們也不在乎，一切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次舞臺太大，離觀眾太遠，她嘗試坐在舞臺邊，腿隨意地耷拉著，觀眾的表情自然了許多。

從業快10年的喜劇人李誕，在一次采訪中說“玩笑九分真”“所謂脫口秀的技巧就是把真話包裹好了，不要傷害到自己，也不要傷害到別人。你自己就是那個劍，給它裝上一個鞘，端出來給大家看。”

小佳一直想把身體的缺陷寫進段子，只是擔心觀眾不愿意看。2020年年底，喜劇演員程璐對他說，如果不在開頭把身體缺陷解釋清楚，觀眾反而不敢笑。小佳開始嘗試向觀眾說心里話，帶觀眾回到自己經歷過的場景。觀眾看到了他的釋然，笑聲來得也更早。

參加完訓練營后，小佳決定辭去新媒體運營的工作，全職進行脫口秀演出。在兼職商演的脫口秀演員中，只有20%-30%左右會成為全職脫口秀演員。剛開始，小佳收入不穩定，一個月光靠演出只賺1000多元，還要靠兼職俱樂部的新媒體運營維持生活。“精神上消耗也很大”，沒時間健身，練出的腹肌也沒了。

但他從沒后悔過，脫口秀讓他接觸到了“更廣泛的世界”。在打磨段子、對觀眾傾訴中，他與身體缺陷不斷和解。

開始用個人經歷寫段子，他學會從旁觀者的角度問當時的自己：“如果那一刻不受任何約束，我會做些什么？”有次他剛在公交車上坐下，身旁的人站起來，走到幾個座位以外，但并不是為了下車。節目里，他用不夠響亮的聲音佯裝兇狠，借段子對那些站起來的人，說出了想說但從沒說過的話：“你給我坐下。”

他從小不愿被貼上“不一樣”的標簽。他努力當個好學生，從不用父母監督寫作業，老師的一次表揚就能治好他遭受校園霸凌的大部分傷痛。初中班主任在競選班長時主動提名了他，到現在他還記得那種被器重的感覺，“她看到了我的能力”。高考時有人建議他去了解一下加分政策，他不愿意，覺得那是差別對待。結果語文和文綜試卷他都沒寫完。更糟的是，他的字歪歪扭扭，估計“高考改卷老師不會像本校老師一樣仔細辨認”。最后，他讀了一所大專院校。

創作時旁觀者的視角也讓小佳發現，有些時候，他身處這個社會，因為太敏感，放大了本沒有特殊意義的細節。他自我剖析，公交車上別的乘客走開，可能并沒有針對他，是他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才會感到難過。

王梓晗認為，用段子消化個人經歷的過程，是一部分“上帝視角”加上一部分“心理活動”。創作者的注意力會集中到事情本身，思考更準確的表達和更荒誕的效果。

她準備在專場里講重度抑郁、原生家庭、從北大畢業之后的心理落差、性取向的變化，這些話題背后的真實都給她帶來過傷痛。“最開始想講的時候，其實是最有表達欲的時候，還沒完全和解。你會在一遍遍講、一遍遍試的過程中實現真正的和解，當這個段子的舞臺呈現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時，你一定是完全和解了。”

剛開始，她在段子里講自己有次試圖自殺，把所有安眠藥都吃了，洗完胃，母親擔心的是她下次失眠吃什么。她想表現母親極致的理性，但觀眾有些笑不出來。

在王梓晗的記憶里，母親的情緒總是克制的，孩子哭也不哄，等哭完再講道理。一次她和母親聊天，偶然發現母親記得一件“傷害過我的小事”。“我媽說她一直心懷僥幸，希望我忘了。她覺得非常不應該，還給我道歉，但當時她正經歷著很多別的事。”王梓晗才意識到，母親不僅僅擁有母親這一個身份，她背負著來自各方面的煩惱。

確診重度抑郁癥后，王梓晗會定期接受心理咨詢。心理咨詢師曾告訴她，寫段子的過程很像寫心理學上的情緒日記，即患者把每天的情緒寫下來，包括事件、感受、各種心理活動等，“寫下來就是自我開解的第一步，我們在寫段子的過程中也會不斷地去追問自己當時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樣的感覺，雖然這些東西未必都會真實呈現在段子里，但是你在寫的時候一定是繞不開的。”

王梓晗在這種自我剖析中學著釋放被壓抑的情緒。原來她總覺得所有人都盯著她看，談戀愛要保證分手時沒有道德污點。講脫口秀之后，她開始尊重情緒。有人質疑她憑什么能給大咖做開場秀，她直接說：“你看過我演出嗎？沒有就去看，如果看了還覺得我不配，你就當我們有點什么吧。”她把人際交往比作開放麥，“總要隨心試一下，行就行，不行就算。”

小佳雖然還是有“社交恐懼癥”，會推掉陌生人居多的聚會，在外地商演時比起和陌生演員吃宵夜，情愿自己在酒店吃外賣。但在臺上，他開始講一直想說的話，和陌生同行在演出時做“一個半小時的朋友”。他也越來越自信，表演時摘下了壓得很低的帽子，在和朋友們的群聊里也會偶爾“嗆人”，而不是一味繞著朋友轉。

“因為這事兒不好笑，才需要喜劇演員”

大一學生徐錦從高中開始看《脫口秀大會》。今年，她看到小佳的表演，想起遭受校園霸凌的經歷。徐錦上初中時，曾有七八個女生把她堵進廁所，往她身上倒水。小佳的段子在她心上開了個口，積壓的憤怒和恐懼泄出去一部分，但情緒留下的印記永遠會在。“小佳很明顯一笑而過了，但我做不到。”她希望更多正在經歷著校園霸凌的人能看到，“你們不是一個人，你們可以換種方式讓自己強大。”

小佳認為觀眾的共鳴來自“對生活B面的共識”，他的負面情緒用玩笑包裝，在觸到觀眾的負面情緒時，痛苦一起消解。

28歲的教師林夕在負面情緒無從傾訴時，會坐在陽臺上吹著風用手機看脫口秀。朋友們很少有人回應她的抱怨，有人回復“你習慣就好”。她開始習慣獨自消化情緒，“把外放調成靜音”。

脫口秀演員輸出的某個觀點，會讓她看到解決問題的另一種角度。她曾在某段戀愛關系中付出較多，看到楊笠在表演中說，“男的無理取鬧時和女的一樣”，她聯想到自己，“女生有時在戀愛中確實會患得患失，其實也沒必要為了別人放低姿態”。

后來，情緒不好的時候，她幾乎都會先看脫口秀，冷靜下來再去自我反思。和朋友傾訴戀愛煩惱，她也學會了開自己玩笑。看她沒有那么鄭重其事，朋友安慰的話反而多了。

徐錦則覺得，“脫口秀算不上很高雅的藝術，就是圖一樂”，更多時候，觀眾渴望的是大笑瞬間的情緒發泄。她坦言自己看表演時“不帶腦子”，就想跟著演員的情緒走。開始看脫口秀，是因為聽同學說有個叫龐博的演員長得挺帥。

王梓晗在演出時發現，這些年來，大部分國內觀眾仍喜歡“喂到嘴邊的梗”，看節目不愿意投入過高的注意力或者記憶力成本。王梓晗根據經驗總結：“很多時候講稍微深一點或者稍微繞一點的東西，大家就有點不愿意去跟了，尤其線下還沒有字幕。”

比如參加《脫口秀大會》節目的選手鳥鳥，擅長設計需要觀眾琢磨的段子。她在講容貌焦慮時說，“什么時候能曬點既彰顯個性、又不涉及美丑的東西，比如指紋”。王梓晗記得，鳥鳥在線下表演時說這個梗，很多觀眾都沒反應過來。

在豆瓣網站“脫口秀的獨特魅力”話題下，網友想看的主題大多數和日常生活相關，包括地域、職場、婚戀等。《脫口秀大會》第四季中，選手也更多圍繞“外貌焦慮”“男女關系”“城市生活”等常見且“安全”的話題，大眾化、理解門檻低的梗是第一選擇，因為一句稍顯“出格”的梗，可能帶來微妙的個體感受差異。

徐錦作為觀眾，無法接受鳥鳥調侃外向者，說“快樂的人也是要死的”。因為小時候她經常生病去醫院，這個梗會讓她聯想到急救室里被推往手術室的病人。“觀眾看這個就是為了開心，這種事拿到臺上說，是對認真生活的人的冒犯。”

更沉重的話題則更考驗演員和觀眾對幽默的理解。在一場脫口秀主題賽“沒關系，我也有病”中，選手Rock調侃自己的抑郁癥：“有時候只能躺著，什么都不想做，所以看起來我這人很懶，但懶人躺著的時候臉上有笑容。”臺下的笑聲很稀疏，等了一會兒才有人鼓掌。徐志勝講了紅綠色盲，鳥鳥講了容貌焦慮， Rock被二人淘汰。有網友評價Rock，“他分享了自己還沒消化、帶著血的事情”。

今年年初，陪伴小佳3年的烏龜死了。他想起2019年突發心梗去世的父親，想用脫口秀紀念他。父親是個嚴肅又內斂的人，“很難溝通，小時候還會打我”。但小佳被同學欺負，父親會跑到學校為兒子討回公道。朋友來家里玩，他會給小佳塞錢，讓兒子帶朋友去吃牛排。小佳離開漳州去廈門工作后，父親變成了老小孩，需要時常哄著，在去世前幾個月總發消息問小佳，“兒子在干嗎啊”“沒事沒事，就是想你啦”。

小佳把瑣碎的思念揉進段子，花兩個晚上寫出來，想象著父親如何在另一個世界接收家人的思念。今年清明節，他把現場表演的視頻發在微博和B站上，把父親去世的事實輕松地講出來。“我媽給我打電話說我爸不行了，我說，‘我爸哪里不行了？’”有彈幕飄過“笑不出來”，有人私信他說，這是對死者的冒犯。

王梓晗深知國內觀眾對此類話題的接受度不高，同樣是講自己的抑郁癥，她會先點出眼下抑郁癥發病率高的現狀，放松觀眾的警惕，然后繞開最沉重的部分，加入點一聽就是虛構的內容，讓觀眾難以分辨痛苦的真實性。而在講親子關系時，她會增加母親的視角，“也能讓大家看到一點希望，不要太早畫上一個句號”。

小佳在節目中說“沒有什么不能開玩笑”，但他解釋這種開玩笑是基于能給出一個解決方案。有些話題他并沒有很好的處理方案，“比如癌癥，我沒有這個話語權，調侃起來就會顯得很沒品”。

“有了技巧和人格魅力，任何事都能講得好笑。”王梓晗把段子里的故事、觀點比作顯影劑，重要的是顯出講段子的人，“這些展現的都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小佳的偶像、美國脫口秀演員瓊·里弗斯生前，一度負債千萬美元、丈夫自殺，但她依然能在70多歲時，在臺上調侃人生。

瓊·里弗斯曾被一位觀眾提問，有什么事是她笑不出來的。她說，丈夫自殺身亡后，女兒整日魂不守舍。有次她帶女兒去一家高級餐廳吃飯，她看著菜單說，如果你爸爸還活著，看到這些菜的價格，一定會再自殺一次，女兒第一次笑了。“我用笑把女兒帶回來了。”她流著淚回憶。

王梓晗說，每個成熟演員手里都有幾個“特別狠特別重”的段子，一般會放在專場的最后抖出來。抑郁癥、原生家庭、性取向這些話題，她還不能完全駕馭，但她不想等，“因為這事兒不好笑，才需要喜劇演員”。

發紀念父親的那條視頻時，小佳寫道：“我寫（這個段子）的時候也預料到它可能不好笑，會嚇到觀眾。但我爸爸在我的文字里過得有滋有味。”視頻結尾，小佳因為太開心，差點在舞臺上蹦起來，因為他在觀眾的笑聲中，感覺“爸爸好像來看我了”。他想，父親之前總嫌兒子不夠自信，這會兒他應該挺滿意的。

（應受訪者要求，徐錦、林夕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