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是著眼于全球化浪潮，以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實踐為實證基礎，總結三千年中國文學史思想的演進歷程、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范式、西方文學史理論在中國的影響與傳播及中國文學史家的探索思考，對中國文學史寫作未來發展的總體性建構。

中國文學史寫作如果從1904年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算起，至今已有117年的歷史，其間產生的各種體裁中國文學史著作已逾2000種，還不包括港澳臺和海外學者撰寫的文學史著作。在這些著作中，特色鮮明能稱為經典的寥若晨星，千篇一律的現象卻比較普遍。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撰寫文學史的兩個原則：一是要充分認識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二是要注意一個國家發展所走的獨特道路以及文學對此反映的特殊性。梳理20世紀的眾多文學史著作、各種寫作范式及文學史家的不同文學史觀會發現，在史著浩繁、體例多樣的文學史著作中，運用我國傳統文學史觀或中國古典文學史理論且能堅持和實現鄭振鐸提出的兩個原則的幾乎闕如。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缺少中國特色文學史學理論體系的引領和指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如何才能形成代表中國文學史寫作水平、充分展現中國文學風貌，并能產生世界影響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這是擺在每一個文學史家面前的現實問題。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文學實際。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主要有三個板塊：文學史基礎理論（又稱文學史哲學）、文學史一般理論、文學史操作理論。重點主要有：構建比較完整的中國特色文學史學框架；中國話語的內在構成與實現路徑；提出與中國文學特征和中國文學精神相適應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術語；創造中國話語的新理論、新思想、新觀念、新表述、新主張、新規則、新標準、新路徑、新方法。難點主要有：如何充分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充分表達中國思想、中國理論、中國文化，做到立足現實、面向時代、開放融通？如何做到既具有民族性、繼承性，又具有時代性、現實性；既具有理論性、專業性，又具有創新性、原創性？如何達到文學史學框架體系的完整性與延展性？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應實現以下幾個具體目標：繼承中國文學傳統，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符合中國文學特點，彰顯中國文學精神；努力創新勇于探索，形成完整框架體系；講好中國文學故事，傳播中國文學思想；開展文明交流互鑒，堅持文學平等對話。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必須具備一種哲學意識。文學史學是對文學史研究的再研究，是對文學史主體思維的再思維，它所關注的不是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發展過程及其演變規律，而是文學實踐所必須堅持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基礎理論、思維模式等具有普遍性的東西，因此也稱為“文學史哲學”。所以，它作為文學史家的思維能力、理論水平、精神風貌的載體，不僅僅是各種文學史概念、范疇、術語、表述的簡單轉換或替代。文學史的哲學思考必須以中國文學史的三千年傳統積淀和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的百年實踐為歷史前提和實證基礎，適當借鑒國外的文學史理論與寫作經驗，以當前中國文學發展面臨的問題為中心，努力使現實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逐步推進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建設。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必須以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術界關于文學史理論的探討與建構為理論基礎。文學史學的全面建構開始于90年代，先后涌現出陶東風的《文學史哲學》、葛紅兵的《文學史學》、溫潘亞的《文學史學》、董乃斌主編的《文學史學原理研究》、陳伯海的《文學史與文學史學》、佴榮本的《文學史理論》、張榮翼和李松的《文學史哲學》等一批高質量文學史學著作，積極探索并構建了比較完整的文學史學框架。關于中外各種文學史觀、文學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王鐘陵的《文學史新方法論》、鐘優民主編的《文學史方法論》、朱德發的《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張福貴等的《文學史的命名與文學史觀的反思》等。關于中國文學史學史的梳理和研究，則以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為扛鼎之作，以及付祥喜的《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和溫潘亞等的《百年中國文學史寫作范式研究》等。上述研究為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奠定了深厚扎實的理論基礎。但限于特定的歷史條件、研究基礎、理論視野和學術背景，這些研究大多尚未充分彰顯中國文學特質，其文學史學體系構建也不很全面。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必須對貫穿和影響我國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的西方文學史理論和寫作范式進行反思。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新舊力量的沖突與較量，中國文學開始向現代轉型，中國文學史寫作也相應出現。盡管文學史家在主體建構上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一直沒有擺脫西方文學史寫作范式的統攝與統馭，沒有走出“被譯介的現代性”的陰影。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又普遍采用從蘇聯文學理論中移用過來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研究方法。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史理論的探討與構建有過短暫的興盛，后迅速歸于沉寂，其根本原因還是中國文學史寫作仍深受西方文學史寫作范式的影響。近年來，反理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批評”思潮、解構主義、海外“中國學”等在中國學術場上輪番登臺，很是熱鬧，以致當前中國的文學史研究和寫作，如不引用一些當代西方學者的概念、命題、觀點、論斷、范疇、方法和話語，就顯得很不“學術”、不夠“新潮”、也不“前沿”。特別是隨著海外“中國學”思潮的引入和國外學者撰寫的各種中國文學史著的譯介和出版，許多中國文學史家愈發懷疑自己原有的認知，失去了把握和闡釋中國文學史的自信。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必須走出西方文學史話語的藩籬，提出基于中國文學實際、符合中國文學特質、能夠闡發中國文學精神的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這是一項亟待深入展開的基礎性工作。

在數字人文時代，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還必須運用現代技術，推動研究的科學化、實證化。要建設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實踐、文學史理論研究成果等數據庫，將數字化研究與純理論演繹相結合，進行文本挖掘、語言計算，從而提出影響、深化文學史學體系建構的新范式和新話題。

構建中國特色文學史學體系是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與歷史任務，是中國文學呼喚新的書寫觀念和編撰方式、要求學科建制和學術體系作出改變和調整的內在需求。以中國話語為立足點進行文學史學體系構建，可以為中國文學史寫作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證支持，為撰寫文學史經典提供助益和啟示。將文學史學的思辨性與培養新時代創新型人才的現實需求相連通，可以增強研究的現實意義與應用價值。突出和強調契合中國文學特質，探尋中國文學規律，闡釋中國文學思想，能夠助力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及文明與文化的多聲部合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