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蔥，原名李立叢。當代詩人、編審。著有詩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個早晨》《郁蔥的詩》等十余部，散文、隨筆集《江河記》《藝術筆記》、評論集《談詩錄》《好詩記》等。詩集《郁蔥抒情詩》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塵世記》獲塞爾維亞國際詩歌金鑰匙獎。現居石家莊市。

紅塵如斯（節選）

文/郁蔥

……

翻舊筆記本的時候，還看到一封信和記錄的一段往事：1975年的夏天，一個炎熱的季節，我們部隊在官廳水庫北岸一個秀美的村子里駐訓，那個村子叫老君莊，依山傍水，村子邊上是果園，不遠處是官廳水庫，抬頭看遠處就是京張鐵路和秀麗的山巒，很詩意。我們住在當地的老鄉家，該屋的主人是一位大娘和她十七八歲的女兒（現在想起來，不應該叫大娘，應該叫大姨），她們淳樸善良，把我們當成親人。駐訓的第一天，大娘看我們的被子臟了，一定要給我們洗，部隊有紀律，打擾房東是不允許的，于是我們婉言謝絕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出去訓練，傍晚回來的時候剛一進院，看到院子里的晾衣繩上搭著六七床被子，她們娘倆趁我們外出訓練的一天時間，把我們的被子洗凈晾干，又趕時間做好了。當時我們感動的說不出話來，眼眶實實在在濕了。

一個星期之后，我們離開那個村莊時，大娘看著我們的車輛走得很遠了，還站在路邊遙望。記得那次我們把帶的所有肥皂、洗衣粉還有幾包蠟燭（那時候這些東西不好買）包成一個大包，悄悄放在了我們住的屋子的廚房旁邊，道別的時候，沒敢告訴大娘。幾十年過去了，依然能很清晰地記起那個村莊、記起大娘和她的女兒以及那個寂靜的院子，回到營房后，想給她們寫封信，但也是由于部隊有紀律，那封信就沒有發出去，一直夾在筆記本里。重新再讀時我更深切地感到，人世間有許多與生俱來的細膩的良善，而且，曾經真實地存在于我們的經歷之中。

早年石家莊棉一立交橋下面有一個舊貨市場，星期天的時候，愛去那里轉轉，經常在那里找一些看似沒用但卻很有意味的東西。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一個舊筆記本，那個筆記本非常精美，是20世紀50年代最講究的那種精裝硬殼筆記本，淺棕色的封面，當時我是因為里邊夾著的幾個干樹葉和干花，覺得好奇而買的，好像也不貴，大概就一塊多錢。日記本的字跡流暢俊秀，一看就是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筆。她是一位大學生，日記詳細記錄了她來石家莊之后的生活和兩段愛情經歷，非常細膩和詳盡，表達也很自如，沒有當時流行的那些概念化的語言，很樸素，很純情。我當時覺得，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特的，如果能夠記錄下來，就是一部小說，這個筆記本一直在我的辦公室里放著，后來與一位小說家談起此事，他看了筆記本很感興趣，我就送給了他。

我不知道那位作家同事后來把那些文字整理成小說了沒有，但那個優雅的女性在我內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那種純美得讓人心動的印象。日記本的扉頁上寫有她的名字，后來我還根據她表達的內容猜想過她可能的單位，并且打電話尋找過這位日記的主人，但沒能夠找到。

我的日記中記著我職業生涯中的一些舊事。2000年9月的時候，我下決心將《詩選刊》改為大16開流行開本，增加頁碼，“不被渲染的先鋒”和辦刊風格的“先鋒、經典、多元”就是在那個時期提出來的。另外我覺得單純發表作品不足以認識一位詩人總體的思維方式和寫作心態，就策劃了一個欄目“答詩選刊21問”，后來成為一個很經典的欄目。我最早想到要約請的兩位詩人是韓作榮和伊蕾，伊蕾由于出國的原因沒有能夠完成訪談，那次我與韓作榮有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當時擔任《人民文學》主編。當被問及他的性格特征的時候，老韓說：“我屬于有交際而不廣泛，木訥而無內秀，想獨行又常與人結伴，不想說話有時又不得不說的那一類人。這和我的生存狀態有關。當編輯的人不交往不行，而寫作又需要寧靜，但本質上我是比較內向的人，不喜言談，愿意被人忽略，只想自己做一點喜歡的事情，別人對我的評價是沉穩、內向，好話居多，壞話也有。”我對他說：“這樣的性格百分之九十九與我相同。”這個訪談發表在了2001年第1期的《詩選刊》。重新想起這段經歷讓我更加感受到，好編輯都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性格特征和坦率，都有特立獨行的精神特質，都有外在未必顯得多“智”而實則內心一定不愚的智慧。

日記里還記載了自己的青澀年代，也記錄下來了那個年代自己的狂妄和浮淺，狂妄與浮淺往往是連在一起的，這也是我有些年齡之后才悟出的道理。1981年6月3日到10日，河北省文聯在承德召開了“端陽詩會”，河北各地30余名中青年詩人到會，那一年我25歲。詩人田間先生和曼晴先生都參加了會議，并就新詩的民族化、大眾化問題與大家交流了看法。外省的詩人流沙河、楊金亭、劉嵐山、丁力以及《人民文學》的詩歌編輯楊兆祥等應邀出席。大會發言的時候，流沙河先生就發揚屈原以來的愛國主義精神，繼承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忘記了會議具體的發言內容，但肯定在思路上與流沙河先生發生了分歧。我與流沙河先生在這之前沒有見過面，當天年輕人發言的時間都很短，我簡單說了幾句，但口吻很“沖”。可能是感覺意猶未盡，第二天大家到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采風時，我竟然一直追著流沙河先生爭辯。流沙河先生不多說話，一直在邊走邊聽我說，偶爾回答幾句。我說的什么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抵是自己當時理解得并不深透的但很自以為是的所謂“先鋒”詩歌觀點，相信那一天流沙河先生也沒有玩好，但他不急不躁，就那么聽著我說，一邊聽一邊善意地笑著。現在想來，人到了一定年齡，有了一定學養，內心有了底氣，大概都是這樣。后來又在其他的詩歌會議上見到流沙河先生，也許流沙河先生早就忘記了當時那個不依不饒的“憤青”，沒有再提到過“端陽詩會”的這段讓我尷尬的經歷。因此現在看到一些對事物一知半解的人闡述自己觀點，好像掌握了所有真理，情緒激烈，觀點偏執，就想起來我那時的幼稚、天真甚至是膚淺。

1986年8月6日，我到北戴河開會，住在北戴河的一所賓館兼療養院，不知道當時是怎么想的，我抄下了貼在房間門后面的“北戴河療養院須知”，最近閑來無事，翻了翻舊筆記本，重新看當時的“規定”，竟然有幾分難以名狀的感覺：“1.北戴河是國內外著名的旅游、避暑、療養勝地，每年都有大批中外游人，黨政領導人前來辦公、避暑或療養。2.客人必須在十點前返回旅店。3.不準在大街、小巷、旅館、海灘等有人群的地方播放收、錄音機，不準跳搖擺舞。”文字還算簡潔，除了第一條是渲染之外，后面兩條清楚明了。幾十個字的“須知”，充斥著“必須”“不準”等字眼，不像避暑勝地的賓館療養院的“須知”，倒像是某個特殊單位的條令條例。問題是，當時人們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大不對，甚至“客人必須在十點前返回旅店”這樣一個在旅游景點里近乎荒唐的規定人們也坦然接受，仔細想了想，我自己就真的有在晚上九點和朋友匆匆分手，從北戴河海灘急著趕回賓館的經歷。有幾年沒有去過北戴河了，現在到了晚上，那里的海灘上一定是音樂無限、繁花似錦。可我怎么總是覺得，還時時要面對許多文字不同但內容相近的“須知”呢？多少年后，我們重新提起它們時，會不會有我看到1986年的“須知”時的感覺？時光、事物、人，真的是彈指一揮間，有時面面相覷時，又突然恍若隔世。

我的日記中還記載著兩次詩會，一次是2000年在浙江青田舉辦的“全國詩刊詩報協議會”，當時去了許多刊物的同仁，會上為每位與會者發了一頂旅游帽，分手的時候，大家便在帽子上簽名。那頂帽子至今仍然放在我辦公室的書櫥里。現在再看那上面的名字，他們有的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的面容依然清晰。想到熟識的幾代編輯，幾多感慨。我總說，一個文學編輯，起碼應該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完美主義者，這樣的人不是太多，是這個時代的珍品。“一個好的編輯應該有學識，有教養，應該有包容大度的品質，有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說編輯一定是一個完人，但起碼他應該是一個內心開闊、心地良善的好人。”當時我在青田說了這番話，至今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還有一次是2009年11月6日至10日，全國詩歌報刊主編峰會在廬山舉行。會議地點選在了廬山山頂的北斗星賓館，我是第二次來廬山了，我在《江河無痕——我所走過的城市》一文中曾經記錄了第一次來廬山詩的經歷：“南昌和九江。想起這兩個城市，實際上是想起了廬山。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夏天，那一年極其悶熱，尤其是南昌，記得在那里的幾天里，晚上我甚至是泡在浴盆里度過的。當時我的情緒低落，恰好收到妻子中學時最要好的同學給她來信，說遇到了一件為難的事情，想讓我去幫她處理一下。妻子也希望我換一換心境，催促我到南昌去。我在南昌待了三天，把朋友的事情處理好，自己一個人乘火車到了九江。那時，廬山的游人還很少，我自己穿行在石子鋪就的小徑上，兩邊是竹林，霧氣冉冉，累了，就在路邊的竹林里聽著‘嘎巴嘎巴’的竹子拔節聲睡著了。一會兒醒來之后，身旁的竹筍竟然長高了許多，把我驚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生命是那么安詳，但安詳的那么蓬勃那么旺盛，好像那一瞬間，使我近些天來低沉的狀態舒緩了許多。當天傍晚，我在九江碼頭遇到了一對山東籍老夫妻，在他們的餃子攤吃了一頓好多天沒有吃過的正宗的北方水餃，并開心地和他們攀談了好長時間，然后登上了九江到南京的客輪，我一直在甲板上站著，看著兩岸燈火，我覺得特別寂寞，想有一個人說話，哪怕是說廢話，其實，人有時最想說的就是廢話。我原來是一個特別清純，特別陽光的人，但世事和世態改變了我。在長江上，我還是落下了近一個月來都沒能落下的淚水。”

再到廬山，竟然是二十年之后了。據說，長江的“江漢”客輪也已經停航了。但這次不是我自己，來了那么多的朋友，詩歌報刊的主編們我都熟悉，而來領獎的詩人們大部分沒有見過面，這次見到了。都是一些很好的人——路也的純、李輕松的靜、林莽的從容、傅天琳大姐的內涵，給我的印象都很深。第一天的研討安排得很緊湊，主編們各自談了辦刊物的思路。第二天，在重游廬山的時候，我一直在尋找著當年的感覺，但說句實話，沒有找到。晚上，我和張同吾、李小雨、李琦、潘紅莉、江一郎等到廬山的牯嶺街散步。在街頭，我深吸了一口傍晚廬山的空氣，感受到了期待中的清涼和純凈。

會議11月10號結束，我和《星星》主編梁平9號中午提前離開，大家道別后，車子送我們到機場和車站。回望身后，奇峰俊秀，霧鎖廬山，我才剛剛回憶到了當年廬山之美。把梁平送到機場，再把我送到南昌火車站時，才下午三點，而我乘坐的T168次列車晚上19點20分才開車。一直陰著的天放晴了，我存好了行李，自己登上了車站對面的2路公交車，沒有目的地乘車觀賞著南昌的景致。當天南昌的最高氣溫是26攝氏度，而當我第二天上午醒來時，河北大地銀裝素裹，我的石家莊下了54年來的最大的一場雪……

（未完，全文見《大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