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周煦良的興趣，好像是從他譯的毛姆開始的?！兜朵h》里頻繁出現(xiàn)的“晃膀子”倒是并未引起我的不適，因為我多少有些向往那個時代的現(xiàn)代漢語譯者，沒有太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很自然地就用非常生活的語言，讓發(fā)端時期的文學翻譯將同樣在發(fā)端時期的現(xiàn)代漢語生動地保留了下來。真的令我回味的，是他在譯本序言中很淡然地說：“小說不是歷史，不需要反映一個時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別是其中的人物，必須給人以真實感，不能只是影子?！薄吹竭@句話，我突然有點理解他對毛姆的選擇了。這種調(diào)性，是毛姆的，也是周煦良的。只是看周煦良的人生軌跡，用卞之琳在他去世之后的回憶文章的話來說：“基本是書生，卻有活動能耐，一貫以行動支持社會、國家進步、正義大業(yè)”，比毛姆的行動能力怕是要強很多。但反過來說，從周煦良現(xiàn)在已經(jīng)淡去的聲名，可見得他在自我價值的問題上，與毛姆的通透有的一拼。

的確，在華東師大那么多年，我很少聽人談論周煦良。對我而言相隔甚遠的他最初只是一個名字，被鐫刻在新校區(qū)的大師榜上。但是進入了他的文字，我倒是慢慢地覺出他的親切來。他不像同在上海的傅雷，在文學翻譯的歷史上是那樣耀眼的存在。他甚至在文學的趣味之外，還會去譯《神秘的宇宙》這樣的天體物理學的著作。這位“民主黨派的高層人物”（同樣是卞之琳語）在做完華東師范大學外語系的第一屆系主任之后不久，就進入政協(xié)任職。想來，能夠有幸聽到過他的課的人應該是不多了吧，至少在身邊可接觸到的范圍內(nèi)是不多了的。

可傳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旦一個名字在某種意義上闖入記憶，就會不經(jīng)意間一次又一次遇見。就連前陣子猛讀李健吾時也遇見了：韓石山的《李健吾傳》提到抗戰(zhàn)勝利之后活躍的上海文協(xié)，成立大會后緊接著就餐娛樂，活潑潑的一群人用方言熱鬧鬧地讀詩，說“周煦良用四川話和北京話嘗試著背誦自己的詩篇”。我又頓時覺得很有興味。周煦良是詩人，家學淵源的原故，對舊體詩很有心得，但在對新文化的堅定信仰中又拒絕寫舊體詩，只堅持用譯詩的方式找尋新詩的可能性。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學信仰，而中國的新詩，或者說新文藝，也是大量的周煦良們努力的結果。如此說來，翻譯應該也是周煦良諸多行動之一。

是啊，誰沒有過自己的好時光呢？有理想的，充滿活力的時候。哪怕世事不一定遂了人愿。這才想起周煦良終究是那一代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的專家：卞之琳、李健吾，還有傅雷的那一代。但是為什么翻譯史又好像忘記了他的存在呢？乃至即便是博學而志趣廣泛的前輩陸建德，有次也專門問我周煦良是不是“在華東師范大學任過教”。于是我開始挖掘“家譜”，卻意外地在“家譜”上又發(fā)現(xiàn)了很多名字，僅僅舉我最熟悉的法語文學，就有《紅與黑》的第一個全譯本的譯者、女翻譯家羅玉君，還有專譯莫泊桑的李青崖。

不用等到“第一所社會主義師范大學”的成立，這冊“家譜”就翻開了第一頁。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已然涌現(xiàn)出了一代要通過翻譯找尋救國之道的前輩，這總與大夏或者光華堅守“光大華夏”和“日月光華”的信仰卻并不一味排斥他者文化的理念相關。否則，又怎么解釋當時在大夏讀經(jīng)濟系的戈寶權最后卻以翻譯立世，將高爾基“在烏云和大海之間”,“像黑色的閃電”一般“高傲地飛翔”的海燕送入一代人的誦讀記憶；又怎么解釋羅玉君從大夏畢業(yè)之后，成為第一批留法的女博士，回國來毫不猶豫地將根落在華東師范大學，默默只是盡一個譯者，一個外國文學研究者的最樸素的義務呢？就連周煦良，也是放棄了光華大學化學專業(yè)，轉到愛丁堡去讀的文學碩士，橫跨了文理。這一代人當中最小的，是今天仍然健在的任溶溶，譯了一輩子童話，寫了一輩子童話，任世事變化，兀自童心不變。

甚至不僅僅是文學。《資本論》首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之一郭大力出自大夏大學，也是從化學轉攻哲學與經(jīng)濟學；為毛主席和斯諾做過翻譯的吳亮平，《反杜林論》首個全譯本的譯者當年也是從大夏投奔革命；任教于華東師大的著名數(shù)學家程其襄在用一本自己主編的《數(shù)學分析》奠定了中國高師系統(tǒng)的數(shù)學分析理論之前，卻也沒有忘記將《馬克思數(shù)學手稿》或是《幾何基礎》這樣的德國數(shù)學基礎著作翻譯過來。

但是散落在漫長而廣闊的中國翻譯歷史里，很難讓人發(fā)現(xiàn)這些分別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事實之間的關聯(lián)。便是我這樣真正意義上與他們有學緣關系的后輩，也很難將自己與他們聯(lián)系起來。二三十年前做《紅與黑》的翻譯研究，羅玉君的名字和文字在我眼前出現(xiàn)了無數(shù)次，但簡單簡歷中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除了帶給我一點點疑惑——為什么從來沒有聽老師說起過？——就也在研究中過去了。在這一點上，我遠遠沒有陳丹燕有良心。在一篇文章里，她動情地寫道：“我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得到王智量老師在說到普希金的長詩，和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在大雪中，跟著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亞時，眼睛里閃爍的淚光。”

如果不是良心的事情，我為自己找的理由是：比較起翻譯的歷史，翻譯的地理總是更為模糊，更難確定邊界。翻譯家是文化的旅者，翻譯這回事情更是跨越邊界的活動。在翻譯的地理上，我們一向采納的是更加宏闊的，語言的邊界。因而我總是最先想到把自己“厚顏無恥”地添在傅雷—李健吾這條用法語文學串起來的傳承之線上，卻很少會想到我和并未謀面的戈寶權、周煦良、羅玉君，或是再晚一些的葉治（主萬）、孫大雨、虞蘇美等老師之間的關系，盡管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是他們翻譯的普希金、毛姆、司湯達以及納博科夫、莎士比亞給了我最初的外國文學教育。他們的譯本，也和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或者李健吾譯的《包法利夫人》一樣，比任何一本外國文學史都要來的生動和真切，被抹去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進入同一個漢語構成的文學共和國里。

所以，同樣未曾謀面，我和傅雷或李健吾之間的連接真的要比和他們之間的連接更加緊密嗎？我突然之間有些拿不準了。當模模糊糊地想著，“晃膀子”也曾經(jīng)是自己年輕時候的理想——甚至也像拉里那樣，告別了熟悉的，看上去更應該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當讀到“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過去中的一小片溫暖，在記憶的巖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這樣的字句，總覺得心里有什么東西被狠狠地啄了一下，覺得用自己一輩子的文字去換來別人的這一段文字也是心甘情愿，我還是說服了自己，我的的確確，從氣質(zhì)和命運而言，是注定要在麗娃河這一翻譯地理的囿定下，去繼承這段翻譯的歷史的。這種奇妙的命定，也可以解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華東師范大學既接納了熱情執(zhí)著的王智量，也接納了恃才傲物、“人見人不愛”的孫大雨，接納了并無教學與研究經(jīng)驗的葉治——在翻譯的王國里，他更以“主萬”的筆名立世。然后，再過二十余年，他們也接納了用五年的時間在外面“晃膀子”的我。

以融入時代的方式在各個領域尋找還未曾顯現(xiàn)的可能性，我想，這應該就是麗娃河畔的翻譯家賦予自己的使命吧。噢，不，“使命”這個詞也許在他們看起來也稍微大了一點，他們的所有野心或許就只是成為“一小片溫暖”，個人的，或是集體的；文學的，或是科學的。即便這樣的“一小片”成了不足以道的微光，但這又何妨？因為文字是真實的，而不是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