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南部到藏北高原，我在新疆生活了20多年，從而形成了我的寫作場域——那片從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和阿里高原之間的遼闊地帶。

這個場域的形成與我的生活經歷有關。1996年7月，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后，如愿到駐帕米爾高原某邊防團當了一名排長。在高原工作近4年，我幾乎走遍了每一條山谷。我在高原翻過車，差點送命；因為道路艱險，軍馬難以前往，我騎著牦牛從紅其拉甫到喬戈里峰巡邏——那是中國最長的陸路巡邏線；我和戰士們一起守過哨卡——那種孤獨感可謂刻骨銘心。在那里，我讀到了中世紀波斯詩人薩迪的一句話，他說，假設一個人能活90歲，他應該用30年來生活，用30年來旅行，用最后30年來寫作。我深受啟發。1998年，我利用去邊境采訪的機會，走遍了西北近8000公里邊防線。2000年后，我又利用采訪湘女的機會，去了兵團絕大多數墾區。后來，又自費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西藏。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發現，在學校學到的文學經驗要用到寫作中，需要從觀念回到現實，需要進入凡塵俗世，需要潛入泥土之中。我需要有自己的世界——其中有我熟悉的父老鄉親，有他們賴以生存的草原、湖泊、河流、雪山；有我自己的變幻風云，冷暖四季；有我自己的寫作背景、意象、語調、標點和人物的表情及命運。我還需要找到這個“世界”的基點——一種普遍但并不深奧的價值。我知道，這樣的文字才是我愿意落筆的，也才有可能讓讀者感受到溫暖的慰藉或錐心的疼痛。

隨著我寫作場域的逐漸形成，那些已被流沙湮沒的故國、曾經在荒原上開墾綠洲的拓荒者、生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駐守在極邊之地的士兵成為我寫作的對象。這是屬于我的文學王國，寄托著我對世界的淺陋看法。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從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氣。惡劣的自然環境、嚴酷的生存條件與人類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人在其中會有怎樣的蛻變？那里的風景是什么樣的？這是我希望書寫的。

在這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發生了很大改變，我的寫作也逐漸變得清晰。如果文字是一群羊，我是一個牧人，我需要尋找到一片新的、豐美的草場。我要為自己，為自己的寫作添加一種更重的物質。接近十年的漫游，我把這個廣闊的、山脈縱橫的、帶有傳說色彩的地域變成了我視野和心中的“小世界”。

記得2006年9月，當我再次回到帕米爾高原時，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剛好十年。在我離開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草原的氈房里，夜晚很安靜，可以感覺到慕士塔格峰高聳在夜空之中，晶瑩剔透。長期的高原生活曾損傷我的記憶，但在那個時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都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那一扇門就在那一夜豁然洞開。同時給予我的是一種與其氣質和個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們寫出。這使我不禁潸然淚下，此后，我寫了不少高原題材的小說。

《白山》這部小說凝結了我前往喀喇昆侖山脈腹地和阿里高原的體驗。那部小說的背景其實就放在兩者之間，很多故事都是在駐守于喀喇昆侖山口的一個邊防連采訪到的，還有我在喜馬拉雅山下的達巴邊防連代職的體驗。我的長篇小說《激情王國》《白山》，長篇非虛構《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塹》《祭奠阿里》，小說集《天堂灣》《父親的荒原》《銀繩般的雪》《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荒漠》，散文集《流浪生死書》等，寫的都是我在這個遼闊場域里的見聞和人事。

這個地域是我文學創作中的世界屋脊，從某種角度而言，也是我的一個文學故鄉。對它的書寫使我同其他作家的寫作區別開來。人其實是很微小的，把微小的人放在世界屋脊這個宏大的背景中，對我來說，能更準確地感悟出生命的重量，認識到生命的珍貴與無常。

我是半個文人，一個士兵。無論是作為文人也好，士兵也罷，二者在我身上已為一體。我相信“墨水的誠實甚于熱血”。我也會珍惜筆下“誠實的墨水”，不去浪費一滴。

（作者系《青年作家》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