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西方文化沖擊著中華大地，從思想到人們外在的穿著無不透露著西方文化的影響。那是一個“亂世亂穿衣”的年代，那時候經常出現頂著一頭辮子身穿西服、中衣西穿、西衣中穿、男服女穿、女服男穿、內衣外穿、外衣內穿等千奇百怪的穿法。在這個時代中，時尚究竟是什么？現代性的時尚又是什么？這些問題讓時尚嚴肅了起來。

《時尚現代性》是一本針對20世紀初中國人對于時尚與現代性梳理解析的學術作品，作者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張小虹。從理論到史料，從文化到民族，從時尚到歷史，作者在不同的縫隙中尋找民國以來時尚與現代性的細節。林則徐的褲子、魯迅的胡子、張愛玲母親的小腳，這些細節在歷史的長河中反映了哪些本質問題？

今年熱播電視劇《覺醒年代》里，曹磊飾演的魯迅幾乎高度還原了當時魯迅的樣貌，那一頭像鋼針般的頭發和著名的鼻下胡，凸顯了魯迅的人物特點和那個時代潮流知識分子的裝扮。留洋日本的魯迅打扮不土，可以說是略顯時尚。許廣平就曾回憶，她在課堂上第一次看到魯迅，那大約兩寸長的頭發，粗壯而且硬實，筆挺的豎立著，就好似“怒發沖冠”一樣。這種硬朗的東洋小平頭也是我們在歷史資料中最常見的魯迅發型樣式。魯迅很早就把自己的辮子剪掉了，據他自己說“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發，一半給了理發匠”。

魯迅對于清朝的辮子，早有微詞，魯迅曾不止一次尖酸刻薄的嘲諷，留著清朝辮子的留學生，漫步在櫻花下，就像小姑娘一般讓人雌雄難辨。尤其是在日本這種東洋、西洋文化交融的地方，清朝留學生在這個社會中奇怪且引人恥笑，這種“陰性化”的象征被冠以“豚尾”的恥號，積貧積弱的中國以如此形象映射在留學生的裝扮上，這讓魯迅感覺非常恥辱。

1903年，剪辮后的魯迅拍了一張照片并連同一首小詩送給了好友許壽裳。其中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重新塑造中華形象，以軒轅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凸顯血緣與民族的認同。其實魯迅從小生長的環境對滿漢之別并沒有什么概念，也談不上對自己身后的辮子的厭惡，所以他并沒有像那些激進的革命黨人一樣，在來日的船上或者剛到日本就剪掉了辮子。魯迅是在日本逐漸認識了解中國與世界，而從服飾、發型這些外顯條件中更是提醒著魯迅中國的恥辱與軟弱。從魯迅發型的轉變，我們也可看到在當時年輕群體中已經意識到清朝的辮子所代表的陰性化對中國陽剛之氣的閹割，這是一種覺醒之風，也是一股時尚潮流，由東洋隨著這些留洋的學生們的歸國吹向了中華大地。

魯迅對于剪辮的理解不同于孫中山、章太炎等，聚焦于政治意識形態中，他的思考更深一層去質疑辮子這種象征形式，對漢民族造成的侮辱與精神上的閹割，這種政治真正滲入每個人毛發的行為讓魯迅開始思考觀察人們社會生活中不自知的陋習。

如果說魯迅只是發型契合了時代潮流，那胡子可以說就是魯迅個人特有的標志了。在蓄須之初魯迅就因為小胡子而有了苦惱，魯迅在日本留的胡子有別于傳統中國的兩撇山羊胡，那種蒙古式的胡子被魯迅排斥，反而向日本人學起了蓄那種尾部尖端上翹的“仁丹胡”。這在一些“國粹家”的眼里，魯迅這種胡子留得“崇洋媚外”，拋棄了胡子象征的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然而當魯迅把胡子垂下來后，“改革家”們又跳出來批評魯迅竟然留起了封建守舊的胡子。夾在兩派中間的魯迅有一天忽然領悟到“我獨坐在會館里，竊悲我的胡須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p>

就這樣在時代的夾縫中催生出了魯迅獨特的胡子，國家、民族、頭發、胡須這些因素互相關聯產生了莫大的諷刺。胡子的上翹還是下擺都和國家命運關聯上了，魯迅的文章在訴說自己也是在無奈的荒唐中呈現這個時代的風貌。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的巨大恥辱，使得清末民初之際，人們對于周遭甚至身上的任何部位都進行了過度象征化。身體發膚的微小改變都可聯想到喪權辱國，失去或擁有國家榮耀之感。時尚的體現與時代背景的結合，似乎國人渾身都是毛病，怎么都無法讓人滿意。如此這般焦慮的時代，也就是魯迅這樣的人才會跳脫出上下的框架用一種另類的中庸，表達自己的無奈與反抗。

魯迅的胡子是無奈之舉，卻成為了日后的潮流。一般在我們的理解中時尚無非是小技小巧，在時代的潮流中引領或者順勢。但作者張小虹卻在時尚與歷史中，探究微觀與物的發展。諸如鴉片戰爭的勝負除了科技與思想外還可以從軍裝的剪裁上分出高低；臺灣日據時期旗袍的縐折設計就是一種殖民地政治的實踐。從穿衣打扮這外顯的一面深挖其中的深層結構，有關于民族、文化、思潮、政治等等——張小虹用時尚透露的信息，思考時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