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觴》楊怡芬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舟山是一座島，懸在海上，挨寧波最近，去杭州上海也方便，因此雖然隔著海，但上海杭州有的好東西，這里也樣樣不缺，日月過起來卻更加安寧些、滋潤些。潘綺珍家祖上就是開布莊的，到了父親這一輩，除了父親作為長子得守著祖業，兩個叔叔都搬去了外地，三進的宅子自己家住了第一進，第二進第三進就一直空著，以備兩個叔叔攜家帶口隨時歸來。可是，外面的世界變了——故事就這樣講開去。

長篇小說《離觴》將故事發生的背景置于國民黨潰逃臺灣前夕的舟山群島，著重刻畫紛亂時代中的女性群像。這里看似處于戰火之外，島上的生活也不受戰爭的直接影響，實則暗潮洶涌，人們的命運都將面臨重大的轉變。小說書寫動蕩時局下人們的生存與愛戀，塑造了李麗云、潘綺珍、秦怡蓮、宋安華等清醒堅忍的女性群像，以此探討女性的獨立——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獨立，即使在當今社會，依舊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在我近二十年的寫作生活里，創作談，也寫了不少，真沒有為此發過愁。這回，《離觴》的創作談，卻把我難住了，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比如寫印象記，很熟悉的人反倒難寫。這個長篇小說，從在腦海里盤旋構思算起，加上種種準備種種逃避，終于完成后，又反復修改，如此，竟十年磨嘰。這十年里，中短篇小說依舊寫著，也養大了兒子，還做著一份上下班打卡的工作，《離觴》的寫作，看似隱在幕后，不與外人道，日常底子里，說是掙扎也好，說是纏綿也罷，總還是它。

我和《離觴》處得太久了，十年，愛情都變成親情了，不是憑激情就能一下子把創作談給談了。

從頭說起吧。話說二十年前，我剛懵懂進入小說創作的時候，因緣際會，我整理了一批老干部的檔案。他們從舊時代來，經歷種種政治風波，這些，都體現在檔案里。發黃的紙張，繁體字和簡體字并存的書寫，一個個紅手印，帶著有溫度的歷史感。翔實的自傳，針對某一個或幾個問題的組織調查材料，旁人的佐證材料，細節紛呈，每一本檔案，都是一部“小說”。那時，我還年輕，雖讀過一些書，但沒見過多少世面，我震驚了，于是，有許多歷史的細節就刻畫在記憶里了。比如1949年末到1950年春天之間，李麗云和同學們得“五人互保”，五個同學簽名保證他們中間沒有共產黨員，如果有，五個人連坐。我由此去搜尋史料，才知道不獨在學校，在軍隊和機關部門，也盛行如此互保連坐。

我走在街頭，看到那些足夠老的老人，就會想到那批檔案。我開始關注1949年前后的歷史，才慢慢知道，原來，我腳下這片土地，曾經涌入過那么多的潰敗之軍，由此，這個小城竟有了一段畸形的繁榮。

“藝術家和讀者需要對他們國家的生活產生一種強烈濃郁的興趣，只有這樣才能培植出一種偉大的藝術。”這話說得有道理。偉大的藝術，是個高標，那時候，我心想，這會是一段我和讀者感興趣的歷史。關鍵是，我要去找一個故事和一個主題，也就是說，得有“意義”在其間生成，或者說，這小說多少得有個“核”。光有史料是不夠的，大仲馬說過，“歷史是墻上的一枚釘子，用來懸掛我的小說。”雖然掛畫的釘子不可或缺，但它總歸只是一枚釘子。

小說慢慢在生長。故事，也好不容易有了輪廓，我要說一個美麗又智慧的女學生的故事。我的文學“青年”老父親曾告誡我，無論如何，你的女主人公一定得漂亮。好吧，讀者諸君，您梳理一下讀過的小說，就知道這真的算條小規則。

釘子有了，畫框有了，剩下的，是選什么畫布用什么顏料，怎么畫。

我這個從短篇、中篇一路寫過來的人，到了操練長篇的時候，想法很多。 想法很多，并不算太好的事情。單純處世，可以讓一個笨拙的人在社會上好歹立足，因為單純，他就規避了很多人生險境；寫小說也一樣，單純也可以規避一些寫作中的險境。原諒我重復使用“險境”，如果您也是個寫作者，您會明白我，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立在一道懸崖之上，前頭已經無路可走。

一年年過去，我放棄了很多宏闊的想法，選擇了女人的婚姻和愛情這樣的小口子，想著要寫一本通俗小說，自然，是沖著大俗大雅的目標去的。

講一個好故事，實在太難了。我特意買了一本叫《故事》的書，仔細讀了兩遍，我又買了些電影劇本的書，一邊看一邊瞎想，想在那里頭找出什么秘訣來。

其實，哪會有秘訣呢？對寫作來說，沒有實戰，就沒有秘訣。您可以想得天馬行空，您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但最后，總還得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敲打出來。

強烈的敘述欲望也很要緊，同時，還得有人愿意聽。小說，就是一句接一句，還妄圖一句頂一萬句。那些讓我仰慕的小說，是保持我敘述欲望的燃料。《紅樓夢》是我常讀的書，不拘翻到哪里，前后讀上幾頁。曹公看似日常卻可以被千般解讀的文字，我百讀不厭。我把《紅樓夢》當充電寶用。

保持敘述的新鮮感，對我很重要。我很害怕，如果我自己都疲倦了，我的讀者他憑什么不會？短暫的逃離，是我保持敘述新鮮感的一種需要。我很好奇那些成熟的長篇小說寫作者的工作狀態，他們日復一日在一個艱巨的任務里勞作，怎么才能擺脫自己的某種厭倦感——總歸會有的吧？這些年，我常常從長篇勞作里逃離，去寫個短篇，去寫個中篇，我發現，這種逃離狀態下寫的中短篇，竟比往常有文體的自覺。在出走時期，我依舊陪著我長篇里的人物，我打量她，她也打量我，若即若離，不離不棄。有一天晚上做夢，一個女孩子在大力捶打一道門，我和她之間，只隔著一道磨砂玻璃門，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只聽她喊道，你該放我出來了！我問，你是誰啊？她說，我啊，潘綺珍啊。

我被嚇壞了。人物難道不應該只活在小說里的嗎？

我安慰自己，那么，大概，我和我的小說人物，在意識上，已經產生某種連接了。也就是說，我“進入”了。這是個很玄的體驗，這也是虛構的快樂所在。您看過電影《盜墓空間》嗎？這電影，我們不說別的，單說它在其中認可并表達的虛構的樂趣，就值得以虛構為生的人去看上一遍。

有這個“進入”感的時候，我已經構筑好一個“大觀園”般的所在了，我的人物，在那里行住坐臥，言笑晏晏，情意綿綿，悲喜交集。我有他們的構圖了，我有他們的走位了。我就有余力來擦亮那枚掛畫的釘子了。我列了三張表，一張是世界大局，一張是國內戰況，一張是舟山解放日期；我天天看地圖，看海岸線，看島鏈。這狀態，是2018年左右。

我有了一段順暢的寫作時光，到最后，被修改掉最多的，也是那些文字。寫得順的時候，只不過是自己跟著文字走，很享受，我懷疑我的身體一定也相應產生了某種激素，身心共同參與，美滋滋把小說走完，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共振中，完成了一個本來以為完成不了的任務。代價是，在這樣的激情時刻，我看不到小說的結構在斷裂，某些荷爾蒙分泌旺盛，看不到讀者的哈欠已經形成。

這是我寫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我全無經驗，只有體驗。

我很幸運，遇到了我的策劃編輯張引墨，遇到了《十月》雜志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他們的認真，讓我這個作者清醒過來。為這個小說，編輯們開了好幾個會，討論它，指出毛病。引墨跟我通退稿電話的時候，我求她把他們討論的不足全部告訴我。對于我這樣從來不以天才自認的小說作者而言，對于我這樣摸黑寫出第一本長篇小說的作者而言，這些退稿意見可不就是寶藏？

我仔細琢磨這些意見，覺得很有道理，果然是經手過無數部長篇小說的編輯們出的意見。我改，幾乎重寫。這重寫的心情，很是悲壯，于是，詩來見我，每個章節，邊改邊嘆，拿詩詞做了章回的題目，拿《詩經》的兩句做了搭扣，種種心事，曲折而成《世間音》這個題名。

改成后，自己想想，畢竟是被退的稿子，不可死乞白賴再去給人家。于是，我改投別的出版社，也同時給了一份給引墨，說，這是交作業，您看看，我修改得怎么樣。

在漫長的幾乎要失去信心的等待里，引墨給我打電話，說他們要這個小說了，說我的修改能力可真好。

我有點蒙。幸福就這樣來了，從心底涌起的幸福，幾乎把我吞沒。這大概是平生出“第一個”長篇小說才會有的體驗，終于可以和這個小說分手了，那心情簡直就是“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這個題目的由來，其中也有個小故事，這里暫且按下不表。小說中，需要“潛文本”，創作談里，也需要。《離觴》之題，契合書中章回的詩題，觀之再三，長嘆，這改動，相宜的。曲水流觴，流動的是潔凈溪水，離宴之上，塵埃紛揚，離觴舉起，墮淚無語。

小說題目，常用反意，比如我寫一個孤寡老人的小說，我用了《兒孫滿堂》做題；《離觴》之意，也正是“不用訴離觴”。

細算一下，三萬場，可不就是人的一生嗎？可不就是這一生永不分離嗎？

楊怡芬，浙江舟山人，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在《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等期刊發表近百萬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披肩》《追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