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作為公眾人物，身邊聚集著大量的資源，享受著人上人的榮光，但這并非明星真正的“價值”。然而，如果“是非教育”缺席，就會導致年輕一代錯誤地解讀“成功”的真正內涵：業務精湛不算成功、道德高尚也不算成功、只有拋頭露面賺大錢耍威風才是成功，讓年輕一代變得急功近利，一旦遇挫，就難免沉溺于虛幻的世界，通過“打榜”等方式迫切地獲取成就感，依靠供奉“偶像”找尋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同，這無疑是飲鴆止渴，粉絲們該清醒了。

雖然近些年來關于“飯圈流量”的亂象層出不窮，但近日幾位人氣流量明星的連續崩塌無疑超出了觀眾認知的底線。以往有一種觀點認為， “流量明星”無非只是“小圈子文化”的自娛自樂，至多只能上升到社會文化的層面，卻不承想“流量文化”已遠遠超出了侵染當下國內精神文明生活的范疇。

“流量明星”何罪？資本的強力裹挾、互聯網文化的下滲、 “飯圈”文化的愈演愈烈自然是其重要原因。但是有一個問題卻是被長久忽視的：演員與觀眾之間是典型的供需關系，社會有需求，資本才有供應。換句話說，有觀眾愛看，就有人為觀眾生產， “流量明星”是被很大一批觀眾所選擇出來的，是觀眾文化在某個公眾人物身上的集體投射。這種文化之所以畸變成了非理性的“飯圈文化”，與我們教育體系在某些方面的缺失不無關系。

藝術教育長久缺位，年輕人難有深刻的審美辨別能力

1903年，契科夫在給丹欽科的一封信里寫道： “不應當把果戈理降低到人民的水平上，而應當把人民提高到果戈理的水平上去。”這句話放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也同樣應予以我們啟示，當下有一個很危險的傾向：似乎一切“既存事實”都有合理的解釋，一切藝術的評判標準都可以用“多元化”來歸納，一切對于觀眾鑒賞能力的要求都是過分的。

誠然，藝術是超越階層的，但藝術本身卻是有高低之分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那些“偽藝術” “偽作品”“偽藝術家”給甄別出來，這則需要系統性的藝術教育的參與。根據騰訊出品的《流量明星數據分析報告》顯示，當下流量明星的受眾呈現出高度的趨同性，尤其是男性明星，其受眾群體基本是男女通吃，24歲以下人群至少占有六成的比例，這也正是我們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所覆蓋的年齡段。事實上，當下的青年群體乃至未成年人很少能接受系統性的藝術教育，雖然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已經一再提起，但各階段學校在落實上仍然缺少明確的方向性以及具體的操作模式，難免淪為“講座泛濫”的形式主義。藝術教育難以系統性地進入公辦課堂，校外培訓也就成了家長們的唯一選擇，但“功利性”的校外培訓很大程度上是把“藝術”作為升學的階梯，重“技”而輕“藝”的培養模式很難讓年輕人真正地理解藝術乃至喜愛藝術，更有可能讓一部分年輕人失去對藝術的向往，片面地理解藝術乃至厭惡藝術，將“藝術”視作“成功學”的跳板，將明星生活視作“藝術培養”的最終目的，將“流量美學”視作審美的唯一標準，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

武漢大學藝術學院的彭萬榮教授有一個觀點：藝術教育是“靈”的教育，藝術感受力是最重要的創造力也是最被忽視的創造力。加強年輕學子的藝術感受力培養，正是在培養他們獨立的思考能力，方能在“流量文化”大行其道的當下保持清醒， “去偽存真”而不盲目追逐。

道德教育理應重提，沒有道德的明星不值得去粉

長久以來， “顏值即正義”的說法似乎已經深入人心，這句來自于日本二次元文化的“口頭語”已經為“飯圈”文化提供了強大的號召力。事實上，“顏值即正義”本質上只是一句沒有任何理論支撐的“順口溜”，我們當然可以因為明星的顏值而喜愛他，但卻絕不能說明星因為有顏值所以正確。

道德教育往小了說是“是非教育”，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粉絲們理應有清晰的認知與辨別能力。事實上，“是非教育”也是我們當下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所亟需的。就業產生的競爭焦慮讓年輕人迫切尋找釋壓的窗口，某些企業推崇的“狼性文化”讓年輕人學會不擇手段。風靡互聯網的明星“打榜文化”本質上正是在鼓勵年輕人非理性地互相競爭，用真金白銀相互廝殺，一言不合就互相謾罵、控評、人肉的做法讓旁觀者覺得不可理喻。由于不明是非，只一味地講求站隊立場，“飯圈”文化已經走向了極度病態。在吳亦凡涉嫌犯罪接受調查后，竟有粉絲要以“自殘”“移民”等相要挾，這甚至已經步其偶像之后塵，觸及涉嫌違法的地步，不能不讓整個社會予以警覺。

道德教育本質上是“價值教育”，即告訴“粉絲”什么樣的“偶像”才值得喜愛。 “偶像”本該是“粉絲”理想人格的化身，而當下不少被資本制造出來的“流量明星”顯然承擔不了這個職責。一個真正的“偶像”應該用良好的業務能力與過硬的道德品質為社會公眾作出榜樣。抗戰中，梅蘭芳先生死活不給日本人登臺表演，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含糊的品質贏得了公眾的景仰。于是之先生演了一輩子戲，其業務能力也是毋庸置疑，其所塑造的“王利發”形象至今被認為是最好的表演，這二人都是德藝雙馨的典范。當下有些“流量明星”一無作品、二無人格，背靠著資本與互聯網平臺，絞盡腦汁地收割粉絲流量，這樣的明星，又有什么“價值”成為社會的榜樣？

明星作為公眾人物，身邊聚集著大量的資源，享受著人上人的榮光，但這并非明星真正的“價值”。然而，如果“是非教育”缺席，就會導致年輕一代錯誤地解讀“成功”的真正內涵：業務精湛不算成功、道德高尚也不算成功、只有拋頭露面賺大錢耍威風才是成功，讓年輕一代變得急功近利，一旦遇挫，就難免沉溺于虛幻的世界，通過“打榜”等方式迫切地獲取成就感，依靠供奉“偶像”找尋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同，這無疑是飲鴆止渴，粉絲們該清醒了。

“偶像”的轟然崩塌，勢必讓粉絲們難以接受，甚至有無家可歸之感。但這也給“飯圈”人士上了深刻的一課：不講是非原則地去慣養偶像，就像沒有止境地吹一個碩大無比的氣球，最終的結局一定是“飛得越高、跌得越慘”。另一方面，我們的教育也應該充分地理解年輕一代的文化訴求，正確引導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只有清醒地去支持喜愛的藝人，藝人才不會辜負粉絲的期望。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師、文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