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花澆水時，順便給花的影子澆澆水。”

“奔跑的螞蟻，越看你，越覺得你像一輛螞蟻自行車呢。”

“瞧！彩虹！那是我給天空做的一頂帽子。”

這是蔣一談的《給孩子的截句：走進最短的現代詩》一書中所收的小短詩。最近正在北京奧森公園舉辦的“給孩子，給世界——蔣一談的詩歌盒子”閱讀體驗活動的第五期活動中，孩子們被邀請以畫筆繪出詩句中的詩意。

蔣一談介紹，本場活動有兩個主題，一個主題是上述的“向日葵是能吃的太陽”，一個主題則是“奔跑的螞蟻，越看你，越覺得你像一輛螞蟻自行車呢”。在繪畫的過程中，小朋友們則被指導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在長長的畫卷中，每個小朋友負責一個部分，她們筆下的螞蟻是可以飛的、是各種交通工具、愛吃冰激淋、有各種可愛的表情……“給孩子，給世界——蔣一談的詩歌盒子”是蔣一談與閱讀公元（北京）機構聯合舉辦的落地公益項目，歷時三個月向公眾免費開放。每周末舉辦的活動中，蔣一談會邀請詩人、藝術家等進行現場分享和與小朋友們互動，家長報名即可參加。最近一期，詩詞大會冠軍彭敏也將到現場與小朋友們一起飛花令。

詩歌盒子的活動最大的特點就是“戶外”與“互動”，閱讀公元創始人潘子亮談道，這次在奧森公園中搭建的一個小圖書館是最親近人的閱讀空間、也最能給人帶來想象與靈感。不同于一般的銷售咖啡為主、售書為輔的商場書店和幾乎淪為“自習室”的小書店，潘子亮創辦的“閱讀公園”將觸角伸向更為偏遠處：從公園到社區、從大城市到小鄉村，或者在公園建造一座小小圖書館，或者在鄉村建一個臨時的讀書場所。在奧森公園的這個“詩歌盒子”被書籍和一些文創裝飾著：因為正值奧森公園的向日葵開放，契合“葵花季”，“盒子”里擺放著很多和花朵相關的小文創產品。澎湃新聞也在這個“詩歌盒子”中專訪了蔣一談。

澎湃新聞：這個空間里也放了很多你的截句詩集，可以談談這種小詩文體嗎？

蔣一談：中國古代就有無題詩、兩行詩的傳統，最有名的就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而日本的連歌、俳諧詩等跟中國的古詩、短詩是有著巨大的關系的，日本將中國的文化經過他們自己的實踐形成了俳句，日本的俳句不能叫詩歌，而是有記錄生活的功能。

1980年的時候日本的一個文化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中方接待團的團長是趙樸初先生，那是中日剛建交。在那次宴會上，趙樸初先生第一次創作了和風漢俳。但是我又看資料發現趙樸初先生他們當年的追隨者年齡都偏大，都是一些學者。而且他們追求的和日本的古典俳風總的調性是一樣的。而當時正好有中國的北島、顧城這一批現代主義詩人起來，他們又是年輕一代，所以這個現代詩歌的朦朧詩歌，就把年輕人給抓住了。漢俳最后就沒有起來，慢慢就落寞了。

2015年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世界武術大師李小龍創造了截拳道，這種注重簡潔、張弛和自然的形式也可以被用以形容這種短詩的文體，所以我提出截句文體及“最短的現代詩”寫作理念。

蔣一談

澎湃新聞：這個“詩歌盒子”也被很多截句裝飾著，好像這種短短的文本更有一種直給的力度和文藝感。

蔣一談：是的，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日本櫻花節，大阪公園人山人海，但是大家都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旁邊有個俳句箱，你可以現場寫俳句。而且在日本很多商品上，礦泉水瓶上都有俳句，它已經成了日本的一種生活方式之一，他們已經不在意我寫的俳句是好是壞。

這更激發我去思考，日本有俳句，中國也應該有截句，我們要進一步地跟上這個時代，尋找和年輕人更貼近的文體。

我認為的截句，它是沒有題目的四行詩，它是最短的現代詩。就相當于俳句一樣，當它成為一種寫作形式的時候，它超越了好與壞。我希望大家都覺得它就是我手邊的事兒，我想寫就寫，比如我在讀里爾克的詩集，我就會在有感觸的地方、同時也會受身邊環境的觸動隨手寫下：“我偏愛稀疏的草地”，我們會看到奧森公園茂密的草地，我可能我會不喜歡，那為什么呢？“因為在那里我和雨都有思考的余地”。

澎湃新聞：你也出版了《給孩子的截句》。截句是不是天生更契合小孩兒的那種閱讀習慣？

蔣一談：一定程度上。它打破了詩的神話。我遇到的年輕人們其實寫了很多很好的感受，是句子，但他們不敢說自己寫的是詩，或者說不敢認為自己有可能成為詩人。他們認為詩歌是私人的東西，不是這樣子的。詩意是每個人都有的，但有沒有詩歌才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們要尊重個人的詩意。詩意要有，而截句就是個好方法，在不斷地寫作中更新鮮的感覺就會出來了。也就是說寫作本身，第一需要有感覺，第二需要有自信。如果你寫的東西你自己都認為它不行，那也不行。

澎湃新聞：我記得2017年的時候，有一批小孩兒大概六七歲就寫了特別好的詩，就比如“燈把黑夜 燙了一個洞”“紙幣在飄的時候，我們知道風在算錢”。你對于他們這個怎么看，因為他們寫的是截句。

蔣一談：其實像小孩兒寫出這種東西我一點不吃驚。如果是成年人寫的話，我反而要給他鼓掌。成年人寫，難。這中間有個小誤區，在中國的文學批評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認知，就是給孩子寫作要低于給成年人寫作，但實際上給孩子寫難道僅僅是給孩子寫詩嗎？不是，我也是給我自己寫詩，我就當成透明的詩來寫。成年人可以給孩子寫，也可以給自己寫，孩子們也可以給世界寫也可以給自己寫，我們突然有一天會發現，好多作品孩子們喜歡，成年人也喜歡，那就是一種境界。

澎湃新聞：談談這個空間，當時你是怎么起念弄這樣一個空間呢？

蔣一談：我見了一萬一千多名孩子，在教室里也做過很多場活動。我發現這種在戶外的詩歌體驗孩子們更喜歡，而且能夠跟大自然去接觸。有一位認識十五六年的朋友知道我的想法，然后就帶他的好朋友——閱讀公元的創始人潘子亮先生一塊來見面，他說這個想法也挺好。然后在中國的有幾個重要的詩人就說，咱們什么時候做一個詩人的院子，可以在郊外做，也可以在市里邊做，然后就有了共同的思路，詩人們一塊來談詩歌談文學。正好也有這個機緣，奧森公園要做葵花季，我就說那不是正好嗎，有空間有時間，就做了。這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澎湃新聞：感覺像是做了一場關于詩歌的田野調查。

蔣一談：還不是田野調查，中國古代叫作詩教。其實這個詞不對的，我們把這個詞給理解得太硬了，好像詩歌可以教育，其實不是。所有的好的東西，它能閃光它能啟發別人，詩也是啟發性的。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一點，就是“行動的詩學”特別重要。

澎湃新聞：所以這種戶外的形式更是一種啟發跟發散性的，之前的五次活動也是這樣的形式嗎？

蔣一談：就是啟發，是火花訓練。之前也是這樣的，我們第一場是音樂人給孩子們來讀詩講詩，然后第二場的活動是詩歌的繪本，蔣小涵也來了。還有一場活動是詩人們給孩子們寫的詩，專場讀詩活動，我那個詩集叫《貓咪之歌》，有一場貓咪之歌的主唱過來給孩子們一起讀詩、唱歌這種形式。在公園里這種形式是第一次，未來也會有。

澎湃新聞：這種戶外的形式的必要性是什么？

蔣一談：大自然是沒有屋頂的，一定要呼吸自然。我在活動現場也跟爸爸們說了，我也是個爸爸，但是我覺得我不太合格，就是因為我以前沒有有意識地抽時間陪孩子。而且現在參加活動絕大部分都是媽媽帶著來的。我說爸爸也不要太袖手旁觀，孩子們還是要多戶外運動。

澎湃新聞：你這幾周有嘗試教小朋友們寫詩嗎？

蔣一談：有寫過。他們目前這幾場活動都是家長帶孩子聊天的時候，提問題再跟他們講，為什么要這樣，讓他們感覺到寫詩這個事就在我身邊。但主要還是側重于思維的啟發，小朋友必須經過更好的學習跟訓練才能提升那種語感和那種彈性，就是說一個好的小詩人，她寫得很好，但是未來不引導可能也不行。

比如一種自然詩歌叫“蚯蚓避雨，蘑菇撐傘”，就兩行，小朋友能理解到，包括“一只鳥飛到窗前，放下陌生人的故事，輕輕飛走了”，就是鼓勵孩子們，你們家只要有窗戶肯定會有鳥在你們窗臺上留有影子，或者你們肯定見過，但你們見過的時候你們就要想，這個鳥絕對不是無緣無故來的，要進行想象。

澎湃新聞：你會想把它做成一個長線的策劃嗎？比如說后期會有什么，比如說會不會給小孩兒寫的出詩集，或者是進一步推進這個工作呢？

蔣一談：我們之前做了，但是做得不是特別的理想，孩子們還是思維的同質化比較厲害。畢竟這些孩子我們也沒有去訓練，整體而言出詩集還有點困難。寫可以當成一種愛好跟習慣，但是出詩集特別嚴。好的詩是這樣的，就是當一個作品寫出來之后，其他人，職業詩人，會寫詩的詩人都不敢寫了，它的獨斷性就在這兒。

澎湃新聞：對，但這還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大部分的小孩兒可能就是一種感受性的東西。

蔣一談：藝術有沒有標準？每個人不一樣，但是它有個公共的標準。這個公共的標準你領悟到了，那就領悟，你領悟不到，那也沒有辦法，但好的東西，它可以超越你的領悟，你說它壞也沒有關系，它自帶優點，自帶光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