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舉重若輕，以夸張、幻想的方式放大問題，以科幻的方式與當下生活拉開距離，熱鬧戲謔中蘊含著深刻的未來思索。

人類的異化，往往可以借助幻想、夸張、變形的手法實現更深刻的聚焦與揭示，就像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卡夫卡的《變形記》。《手機里的孩子》同樣借助幻想、夸張、變形達成了一種具有黑色幽默滋味的現實針砭。同時，作為一部幻想兒童文學作品，它巧妙地在思維“定勢”中演繹了多次反向度的處理。

《手機里的孩子》，周昕/著，大連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30.00元

《手機里的孩子》所表達的主題，并非是當下成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諸如“現在的孩子啊，就知道玩手機”之類的成人訓誡，而是恰恰相反，將調侃的矛頭指向了成人。作品中所呈現的是一個成人世界淪陷于手機而不自知的時代，人類拯救的希望，像許多科幻小說那樣落在了未來、落在了孩子的肩上。因而，《手機里的孩子》是一個孩子拯救成人的故事，是一個以科學幻想展開幻想邏輯、以科幻思維尋求未來方案的幻想兒童文學作品。

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針砭意義，又秉持了兒童文學的寫作視角，以童心抽離了復雜，以夸張中和了沉重。作品一開篇，成人就毫無底線地沉淪在手機構筑的虛擬世界中。這個世界里，滿街都是走路不看路的人，開車刷手機的人。7歲女孩小順的爸爸沒爸爸樣，一邊奪手機一邊沖女兒大叫“你再不拿過來，我就要死了”；媽媽沒媽媽樣，抱著手機刷小視頻忙著為他人哭笑，顧不上看自己的孩子。小順的陪伴者只有一只有超能力的企鵝阿呆。作家善于用細節呈現思索，呈現虛擬世界對人的種種異化。許多現實生活中可見的場景都被作家收入作品加以“放大”，雖未多做闡發，卻意味深長。上班要遲到的媽媽發現沒帶手機仍然沖回家，因為一分鐘看不見手機就會焦慮。走路刷手機險些命喪車輪的行人已經喪失了恐懼的本能，“面無表情地繞過汽車，繼續低頭看著手機往前走”。小順過生日，爸爸媽媽的行為也極為諷刺，吃飯先“擺拍”，秀蛋糕，秀孩子，等著朋友圈點贊，與身邊的小順反而沒有互動。作品中的多個人物也具有典型性，如“甄誠”，一個手機成癮的學生族，由優秀到怠惰，借助手機編織謊言，曠課，缺席各種活動，足不出戶，吃飯靠外賣。手機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人類生活，甚至以一種精神依賴的方式“植入”了人類世界。手機以科技改變生活的意義無可厚非，但它對人類時間、意志品質、真實社交、情感互動的殺傷力也著實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

作品對時代病癥夸張的、漫畫式的簡筆勾勒，將手機這種科技產品對人類的悄無聲息的“入侵”放大、超前加以呈現，調侃戲謔中有黑色幽默的滋味，凸顯出現時代的憂患思索。孩子判斷，這是“病”！ 得“治”！ 這讓人聯想到百年前魯迅《狂人日記》中喊出的“救救孩子”。手機依賴對孩子、對人類未來的傷害，可謂溫水煮青蛙，懵懂不自知。作品此處呼吁的，是“救救人類”！

對這樣一個現代病癥的拯救，作品沒有選擇正面“剛”，而是以少兒科幻的路徑做邏輯承載。作品為“手機依賴癥”做假想賦形，讓它成為一種被人為操控的、投向人類的新型病毒。多部科幻小說曾假想人類被未來科技綁架，并常常呈現為機器人與人類的沖突。這部作品中，則是由科技產品手機入侵、綁架人類精神。小順和阿呆到“手機重癥研究中心”尋求治“病”的辦法，誤點了胖老頭“胡比特”手機上的黃色笑臉圖標，被吸入了他制造的霸王龍手機的虛擬世界，也卷入了這位科學狂人的瘋狂計劃——“一個”中。胡比特在“一個”編程時注入的Q元素編碼替代了人類的親情。“一個”的隱喻大有深意。這個程序能隨心變換，滿足人的任何需要，能吞噬其他程序平臺，還能占領其他手機，逐漸達到多樣態的“眾人”泯滅為“一個”，胡比特則通過“一個”連成的隱形能量網，控制所有人的精神。作品中有句話，“一個就是手機，手機就是一個”。是的，這個將可能統治全人類的、野心勃勃的胡比特，實際上正是人類對手機的過度依賴。它最終可能導致的，是人類的獨立思考能力在手機架構的虛擬世界中的淪陷，是精神獨立的淪陷。

作品呈現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當小順與阿呆所在的手機撥打給其他人（且說真心話）時，他們就會瞬間移動到對方的手機里。于是，從爸爸的手機到老師的手機，到老師的網癮弟弟甄誠的手機，到艱難謀生的外賣員明麗的手機，結識患有肌萎縮癥的小女孩“盛開”，到白領精英女孩Cathy的手機，目睹她人前的颯爽和人后的疲憊與焦慮，串起了立體的、五味雜陳的當代生活人物群像。這個穿梭過程，包括最終摧毀胡比特陰謀的途徑，都是以兒童文學的形式去呈現的，作家構思了一個游戲世界的場景，以充滿想象力和趣味性的描寫逐步推動問題的解決。作品也始終把控了充滿童趣的表達，孩子小順與呆萌企鵝阿呆、9歲男孩牛小樂、女孩盛開組成了“不要一個別動隊”，在一部部手機的跳轉中遇到各樣的手機守護精靈，童心巨嬰的大恐龍，快人快語的小蜜蜂等，一路輾轉尋找摧毀“一個”、逃出手機世界的辦法。

孩子們意識到，需要找到一個對手機完全免疫的人才能制衡這個手機病毒。他們進到過大學教授、大明星、病毒學專家、警察、甚至反恐特戰隊隊長的手機里，卻沮喪地發現，竟然找不到手機的免疫者，老人們也對手機越來越著迷，連嬰兒也不能幸免。作品的現實內核再一次凸顯。

如此困局中，作家為“不要一個別動隊”尋找到的突破口是“親情”，是尋找到人和人之間的“真實”聯系。患有肌萎縮癥、無法玩手機的盛開成為那個能夠聯通手機內外的關鍵人物。盛開對自己這樣一個重癥在身的人能擔重任大惑不解，小順卻叫到：“不！ 不！ 盛開，現在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最最健康、最最最強大的人！”顯然，這也是頗為巧妙的戲謔，意在對精神病癥的反思。

當然，作為一部兒童幻想文學作品，《手機里的孩子》的結局是溫暖的。孩子們在成人的幫助下戰勝了科學怪人，粉碎了手機依賴與控制陰謀，喚醒了民智。尤其值得稱道的第三個反向度處理，在于作家并沒有局限于構思一個“閉環”的故事，而是在取得“勝利”基礎上，繼續展開了遞進式的反思。

尾聲處，作品以典型的科幻方式解決了后續矛盾：宇航員們在外太空的時空條件和全腦仿真理論支持下，將困在霸王龍手機里的孩子們解救了出來。當宇航員和孩子們在遙遠的替代星球“桃源星”遠望美麗的地球時，作品開啟了面向人類未來更深層次的思索：人類致力于未來星球的尋找，太空大移民的設想，但是，守護我們所擁有的，是否才是最好的選擇呢。由此，作品對人類家園的思索，既觸及了精神的家園，也觸及了物質的家園。它們與作品中一筆帶過的老師課堂上的“拯救地球”主題遙相呼應，也為阿呆形象定型為瀕臨絕境的南極企鵝達成了內在的關聯。

可以說，《手機里的孩子》堪稱以兒童文學、以幻想介入現實的典型之作。作品緊密、犀利地切入了現實生活與問題，將沉淪于手機的何止是孩子這一嚴肅命題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品中隨處可見真實的手機依賴的生活場景，“一個”的傳播也顯然印有2020年新冠疫情匪夷所思的傳播印記。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作家舉重若輕，以夸張、幻想的方式放大問題，呈現故事，以科幻的方式與當下生活拉開距離，給予未來的審視，熱鬧戲謔中蘊含著深刻的未來思索。